闵维方的选择

　　精彩点击：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3亿学生，比美国人口还多。21世纪的中国，是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滋滋地生长着的。这是牵系千家万户的事，也是关系整个民族素质与前途的事。
　　
　　小引
　　
　　当新兴生产力出现，教育就会发生巨变。譬如1840年工业浪潮冲击中国，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什么？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可惜历史上一个正确的声音要上达天听，以至被倡导成国民共识，太难。20年后，圆明园被焚，在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后，清政府于1862年办最早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教学外语，后增设数学、化学、物理等科。1898年建京师大学堂。1904年颁布新学制，各省皆办大、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堂。 1905年经慈禧同意下诏废除了沿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19世纪的中国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20世纪才全面教学文、史、地、数、理、化等，中国的教育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世纪末，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兴电子产业在美国崛起，就如同蒸汽机在英国崛起的时代那样，正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中国的教育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譬如不少高校已经合并，为什么要合并？多年前，当闵维方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时，还很少有人了解高校合并有利于资源共享，而资源共享正是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资源共享才有利于在有限的国力条件下尽可能扩大高校招生，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这只是闵维方主持的一项研究。
　　闵维方先生多年前为此的奔波，早就有了奔腾的蹄声，我们却不一定认识。当然，这大事不可能是闵维方一人所为。闵先生在其中的努力即使不为人知，历史也一样前进的。然而他令我尤所敬重，不仅因为他的成就，更因为他曾经是个矿工，“文革”中学业中断，大学梦似乎就埋没在矿井里了……多少年来，数不清的中国学子以能成为一名北大的学生为自己辉煌的梦想，闵维方如何从一个井下采掘工变成今天的北大教育学院院长、北大常务副校长呢？这是个奇人。他是在“文革”刚结束，教师被打被辱的伤痕还伸手可触时选择了从教。他认为高考中断10余年，中国最大的损失就是教育的损失。他选择从教不只是想当一名教师，而是妄想以自己的努力去挽回一个民族在教育方面蒙受的巨大损失。
　　一个人年轻时敢有大志并不鲜见，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呢？谁会想到，若干年后他首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4年攻读下包括“博士”在内的3个学位！美国人惊叹不已。因为这是斯坦福这所世界名校此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
　　一个科学家，能把科研成就开发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能把沉默的研究变成国家的政策，从而对整个民族的教育发挥作用，就更了不起。
　　闵维方的经历是个奇迹。我给我的正读大学的儿子讲述闵维方，我知道，这并不是为了闵维方。曹操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不敢幻想我的孩子成为闵维方。但我可以想，中国像闵维方这样的人并不是太多。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的。他的人生决策、自学方法、留学经历、人生成长和成功，都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浓郁气息，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撩开知识经济、高等教育神秘的面纱，去认识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
　　
　　矿工生活
　　
　　闵维方1950年10月21日生于沈阳。父是铁路工人，因工作调动，铁路把闵维方的童年从东北牵到了北京。1963年他考进北京八中，喜欢物理，曾用积攒的钱去买了万用电表、电烙铁等工具和材料，开始自己折腾无线电装置……然而初中尚未读完，爱好物理的探索被打断。1968年发生了“武斗”，很多地方停产，山西许多煤矿也不出煤了。“为了保证中南海的用煤用电”，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奉命挑选一批青年学生去挖煤。这个盛夏，300名北京西城区的中学生被集合起来，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开赴京西门头沟煤矿。走在队列中的青年学生不仅有北京八中的，还有北京四中的。如果历史没有中断他们的学业，他们都将是北京市最具高考实力的学生。闵维方不满18岁，走在300男儿中。
　　不到两个月，一个同学被砸死在井下。所有的同学都被震撼。又一次井下事故，闵维方也被砸倒。一位老矿工把他背出坑道。“那时我紧紧地搂住那矿工的脖子，就像小时候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闵维方说。
　　我相信闵维方一生中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出现——在井下，在石头砸下来的时刻，在社会生活的底层——青年闵维方的大脑里已不只是在关心物理，更在学习一种先前并未特别意识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叫感情，与劳动大众的感情。
　　今天，许多人重知识而忽略此种感情。其实，一个人的“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闵维方伤愈后继续挖煤，在与矿工们共担艰险的岁月中，日益培育出一种很朴素的感情。这种感情终于成为闵维方的一种素质。无论日后去往美国的东海岸还是西海岸，这种感情都是他一生中再不曾丢失的财富，如同他随身携带的一种动力，一片土地，一个家园。
　　
　　若干日子后，闵维方被吸收来做团的工作。有必要提及，闵维方15岁就当过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经历其实是在培养为众人办事的素质，培养与众人联系的本领。此时闵维方仍在挖煤。1973年8月，北京市要从产业工人中抽调优秀青工到团市委工作，闵维方被选上。至此，他告别了5年的矿工生活。以往的学习和工作，乐于为大家办事的品行，终于在他23岁这年为他展开了新的台阶。
　　
　　为人生“立项”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闵维方已经27岁，他站在了一个人生抉择面前。“报考什么专业呢？”少年时热爱物理的梦想再次浮现，但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去报考物理学了。
　　“为什么？”周爽问。周爽是他的女友，他们正在恋爱。
　　往事在都市的马路上一幕幕闪过，仿佛就在昨天，“我的老师，女老师，被剪光了头发，然后去扫厕所。”闵维方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学生干的。闵维方的母亲刘尔贞也是一位教师，也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虽然，那个狂热的时代正在被批判，可我们能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吗？闵维方说他开始感到，我们接受的教育有缺陷。
　　当时中国最强的教育系在北京师范大学，因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教育系都并到了北师大。闵维方就报考了北师大教育系。
　　他考上了。
　　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岁月，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在1978年2月入学，北京的冰雪尚未融化，同学们走在校园，看那没有树叶惟有冰凌的老树也景色优美。
　　“一下子得到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我们那一批同学，都如饥似渴，非常勤奋。”闵维方这样说。
　　我不怀疑这一代学生的勤奋。但闵维方身上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确定了一个“项目”。请相信，这是人生极重要的选择。有此“项目”，，你学过的知识才会围绕着这个“项目”来集合，新的知识也会围绕着这个“项目”增长。否则你学过的知识将是散的，无法凝聚为一种力量，将散失。好比秋风掳落的满地树叶，会很快连昨日的绿色也不存，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都还给老师了。”
　　
　　在一心一意瞄准着振兴中国教育这个“项目”的4年中，他对中国教育史、世界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对教育学领域一切有关知识的涉猎、挺进和占有，有甚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4年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此前，邓小平提出：要派1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闵维方参加了这次全国研究生招生统考，以本专业全国最高成绩考上。接着申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很快，4所大学都录取了他。
　　“去哪一所呢？”
　　
　　斯坦福的素质教育
　　
　　斯坦福在50年代初还默默无闻，此时在美国大学里排名第一，其教育学专业更连续多年排第一，斯坦福因何出众？
　　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内划出7.5％的土地（265万平方米）出租给工厂，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工业园区，后来，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成为“硅谷”的基础。闵维方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留学。
　　他在斯坦福4年攻读下的3个学位是：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组织管理学硕士学位，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你可以注意到，他是如何在教育学方面拓展、再拓展自己的学识。他的学习引起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极大注意。当他考上博士之日，是学术委员会主席亲自用电话通知他的，据说，这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斯坦福，那是真正强手如林的地方。导师们说，一个优秀学生要读下这3个学位，也要七八年，闵维方只用了4年，并取得优异成绩，这就很让人惊叹。
　　当然，他付出了非常的努力。比如美国学生一天用5小时看书钻研，他用10小时。别人一周“5天制”，他7天满负荷。窗外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地带”，美国人称之sun and fun，就是说，那是充满阳光和快乐的地方。蓝天下流淌着异国情调和迷人的笑声。他在斯坦福还获得了美国最优厚的福布莱特奖学金，此奖学金提供了一般奖学金所没有的休假考察费用，这是很让人羡慕的。他却没有去体验那sun and fun。
　　他开始在斯坦福出名。在休闲或娱乐场所，有人问起闵维方在哪儿？懂点闵维方经历的学友会说：“他还在挖煤呢！”
　　
　　闵维方是不是“读死书”？都说中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考试，闵维方是否占了“很会考试”的便宜？
　　在斯坦福的日子，闵维方的确在不断地反省中国的教育方式。在斯坦福，无论是谁，要想“读死书”是很难的。因为那儿的教育方式、风气，不给你“读死书”的机会。
　　“上课时，老师常常请学生上台去讲，老师在下面不断提问。只有通读了大量某一领域的书籍和最新学术期刊并能融会贯通的学生，才可能在讲台上占有较多的时间。”这种“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的授课方式，给闵维方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闵维方得益于他中断学业后，在挖煤的日子里就开始自学，是长期练就的自学能力在斯坦福的教育方式下大放光彩。
　　另一个情况是，在斯坦福，无论你取得怎样的成绩都很难骄傲。譬如闵维方的博士导师亨利·列文，就是一座高山。
　　“导师是犹太血统的大学者，通晓七八种语言，出版过20多本书，在国际上发表过200多篇学术论文，是斯坦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个对世界教育发展有影响的人。”
　　导师常常邀请学生到他家去做客。聚餐就在花园里，在地毯般柔软的草坪上，学生们把各自的拿手菜摆上来。美国牛排、墨西哥菜盒子，闵维方端上来的是中国春卷和锅贴……和煦的阳光下，清风送来玫瑰的芬芳，那是闵维方百年难忘的时光，这样的时光总会让他想起贫穷的祖国。大家边吃边侃，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彼此的争论，导师的插话，都使大家获益深深。大家把这称作“午餐学术讨论会”。
　　“类似的讨论会很多，有时一天有十几张海报供你选择。通常是一人主讲，大家讨论，一切都在边吃边讲中进行。”这方式其实是“让学生上讲台”的授课方式在“午餐”的延续。学生言犹未尽的就在午餐时接着讲，这方式是那么有效地调动起大家的思维。“我从午餐学术讨论会获益不浅。”可见，闵维方也不是“闭门谢客，不问窗外”。
　　终于穿上了黑博士袍、肩披天蓝色绶带，那个日子，博士帽前金色的丝穗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那么金黄，那么透亮，让你想起故乡的秋收，甚至想起故国的皇帝……博士证书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阿肯特教授亲自授给闵维方的，院长说：“你是斯坦福培养的第一个矿工出身的博士，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由斯坦福教育学院培养的第一个博士，还是斯坦福大学用最短时间获得3个学位的第一人。”
　　我仔细看过闵维方获博士学位那天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众多外国男女的面孔中，只有闵维方一个中国人，闵维方笑得很快乐。
　　获博士学位后，闵维方仍未满足，他接着就给美国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斯坦福虽然有了3个学位，“但并不实际上了解美国的大学是怎么运行的”，他请求委员会能推荐他，让他在美国有一个短期的工作机会，以便研究美国大学及高等教育的实际工作情况。委员会很快答复了闵维方的请求。他们向得克萨斯大学校长推荐了闵维方。
　　
　　墨西哥湾吹来的海风如此宜人
　　
　　得克萨斯大学在美国南方，校长汉斯·马克，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都很欣赏闵维方，竟聘他担任该大学校长助理。
　　这件事立刻在该大学，在各国留美学生中传开。对留学生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级的职务。大学校长在美国的地位很高。据闵维方所知，哈佛的校长、斯坦福的校长，工资要比总统高3倍。汉斯·马克曾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任过部长，现在来当校长并非一件失落的事。这所大学的规模比斯坦福、哈佛都大得多，有11万学生，分在6个校区，其中主校区有5万学生。单这个主校区就比北大、清华加起来还大。美国人要得到这个“校长助理”的职务，也要激烈竞争，闵维方还没想过，就得到了。
　　闵维方开始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关于高等教育规划与财政，管理与决策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校长对校务管理并不那么具体，闵维方在这儿接触得最多的是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彼此成为好友。
　　闵维方用14个月时间，完成了18个月的研究工作，再一次把杰出的研究和工作效率放在美国朋友面前。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再做什么？继续在美国发展，还是回国？
　　得克萨斯大学的主校区在奥斯丁，这里四季如春，蔚蓝色的天空和郁郁葱葱的绿树交相辉映，处处充满热带情调，从墨西哥湾吹来的海风如此宜人……就在这里买下房子，在这里工作，间或回国讲讲学，就这样度过一生，真的也很不错。这一年闵维方38岁了，再回国去搞教育，去发愤图强？经过了这么多年刻苦学习，长了见识之后的闵维方，要不要修改他27岁时的那个宏伟“项目”呢？
　　
　　多年后，国内的报纸介绍闵维方，说他谢绝了美方“终身教授”的聘请，婉拒高薪，毅然归国。这话是否夸张？
　　其实，“终身教授”“年薪数万美金”，当时在闵维方心中已很难算得上“吸引力”。如果说初到得克萨斯大学，他想都没想过“校长助理”这个工作，但一年后，他已经敢想：“再过两年，我可以当副校长。”
　　这愿望源于他当校长助理时跟校长去参加美国高校校长会议，“你去开会吧，一看，那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很难有中国人进入那种高层管理圈子。”他确实暗想过，留在美国继续发展，到做了副校长再回国也不晚……如此说来，闵维方是不是无需抉择呢？
　　不是。
　　美国的政策，是一个敞开门来吸收各国尖子，并致力于把各国高级人才留在美国的“国策”。具体到闵维方身上，美国方面尽管知道他是中国公派留学生，仍然给他最优厚的奖学金，又给他很好的工作环境供他施展才华。可以说，美国方面从他来到美国的那一天起就在用政策和热情挽留他。现在，就在“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助理”这个位子上，他已取得当时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优越地位。在美国他会受到重视，这没有疑问。
　　回到国内，你的才华能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会不会被国内各种各样的因素磨损掉、消耗掉呢？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这也不是他一个人有过的思考和抉择。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中连连获得最多奖牌，而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得主却出在美国？中国大陆迄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天，北大校长丁石孙和教务长汪永铨突然出现在闵维方面前。他们到美国访问，专程来找闵维方。
　　“他们请我吃饭，告诉我，北大重建了教育专业，希望我能到北大工作。”谈起这些，闵维方语言中充满感动，“汪永铨教授还给我写了很多信，有的信写得很长，一封信十几页，写到落款，最后写下：1986年12月15日凌晨3时。你看，他这信写了一夜。经常是这样。”
　　汪永铨本人就是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如此恳切地期望闵维方来北大，是要他来接替自己，是为"让贤"而"招贤"。能不让你感动！
　　中国驻美大使馆章文晋大使和韩叙大使都先后找过闵维方，对他说："祖国需要你。"不久，韩叙又通过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人转告闵维方，说丁石孙住院了，丁校长还把北大的总务长叫到医院，嘱咐道："闵维方可能要回来工作，你要把他回来的生活安排好，把住的地方安排好，下飞机就要拿到钥匙。"
　　闵维方说，我听完这话，眼泪掉下来了。
　　这不是三顾茅庐。这是远隔重洋万里求贤，能不感动！
　　闵维方要走了。
　　美国朋友都一再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留不住他，便热情为他送行。得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这样预言："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的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8月，闵维方登上了回归祖国的航班。这天，飞机抵达北京上空是深夜零点，他在天上望着北京的点点灯光，知道自己心中在激动，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我回来了。"
　　
　　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
　　
　　回到祖国，他瞄准的第一"目标"就是中国亿万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高考问题。他想的是，如何能扩大招生，使我国更多的青年上大学呢？然而刚开始用科研的方式去挺进这个问题，世界银行竟找上门来，邀他从事另一项研究。
　　这年9月，世界银行总部开了一个会议，议题是，中国人口庞大加教育落后，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为此要在中国搞教育投资项目，其中有35年无息的援助性贷款。可是，如何保证这笔相当可观的援助性贷款能真正有效地被用于改善中国的教育呢？会议决定要组织一个专家组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和相关问题。这个专家组特别需要一个懂得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制度环境的专家。这个专家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懂教育，不仅懂教育学，还要懂教育经济、教育投资等等。会上在物色、讨论这个专家时，最后看准的人物即中国的闵维方。
　　由于闵维方已经离开美国，寻找并请闵维方来做这项工作的任务，落到了一位叫芭芭拉·希尔的女士身上。世界银行总部在华盛顿，当月，芭芭拉·希尔飞来北京，在北京大学找到了闵维方。闵维方对世界银行的突然邀请，不无惊讶。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你忘了吗？你的导师亨利·列文是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芭芭拉·希尔说。
　　芭芭拉手里有美国人建的闵维方档案。那档案中包括亨利·列文曾经给福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文中对闵维方评价道："我一生中在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和斯坦福这3所有领导地位的大学，指导过100多名博士，闵维方是我指导过的最优秀的一个。"
　　"但是，我刚回国，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工作，我还要适应这个新的岗位，无法抽身。"闵维方说。
　　芭芭拉·希尔已有50余岁，是个很有风度的知识女性，她说："我们知道，你在美国辞谢了朋友对你的挽留。但这项工作，你不可以推辞。"
　　"为什么？"
　　"你的祖国人口很多，教育又很落后。你非常清楚。"
　　闵维方听着这话，没有回答。
　　"你知道世界银行为什么选中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
　　闵维方似乎一惊，望着芭芭拉。
　　"闵先生，这项工作可以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服务，比你为北京大学工作重要很多，你怎么可以推辞呢？"
　　"我非常感谢！但是……"闵维方仍然感到为难。
　　芭芭拉发现，在中国要请一个专家，看来并不容易。"好吧，我去找你们的领导。闵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来参加这项工作的。"
　　
　　闵维方果然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丁石孙校长认为："北大应该参加这项研究。"就像是上帝的安排，闵维方8月回到祖国，9月就遇到世界银行邀请。这时，他知道自己可以利用世界银行这个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着手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做一次系统的完整的考察研究。
　　芭芭拉飞回了华盛顿。不久，一个由世界银行组成的5人专家小组在中国集合，开始工作。"起初，"闵维方说，"我们跑了几十所大学，接着跑了100多个县，最贫困的地方到了陕北的洛川、延安地区，贵州的安顺、铜仁山区，还有湖北大别山区的红安、麻城、罗田这些革命老根据地。"
　　外国专家和闵维方共同看到的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常常使专家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听照相机在啪啪地响，"破破烂烂的学校，没有一个好的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危房、危房、还是危房，要倒的破庙，旧窑洞，孩子们大大的黑眼睛……"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号称"阳光地带"，闵维方在那儿留学，当然也看到了美国的福利教育，看到了美国孩子在阳光中快乐地成长……此时，加利福尼亚孩子的笑容和大别山区孩子们大大的沉默的眼睛一起出现，真让你想哭啊！
　　外国专家发现闵维方的工作有着令人惊叹的投入和细致。
　　"闵先生，听说你当过矿工？"
　　"是的。"他说，"我比较了解我的国家的底层。"
　　
　　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是如此打动你
　　
　　这个项目从前期研究到投资，前后竟历时10年，专家组成员不断调整变换，惟有闵维方一人是自始至终干下来的。
　　"几百个县，几千所学校，几十万个数据的收集，我们得到了一些基本的可靠的结论。从基础教育看，同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儿童的入学率不低，比如印度是70％，我国达到90％以上。这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父母都很重视教育。
　　"但是，深入调查，就看到中国儿童的重读率很高。特别是贫困地区，一年级儿童的重读率竟有 30％以上。重读率高，反映的是教育进步的效率低。从总体上说，我们的小学教育，办学条件太差，办学思想太陈旧，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太重。"
　　闵维方是个不容易使用极端语言的人，现在，我听到他一连使用了几个"太"字。他继续说，"孩子们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我们没有充分发展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素质、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创造能力。书本知识里还有很多过时的东西。用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去衡量一个学生应该升级还是留级。这些都是做得很差的。"
　　中国教育的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的严重落后，是如此地打动闵维方。他说："这项研究使我清晰地认识了我国的教育，它促使我思考：中国的教育同发达国家的比较，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哪些重要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框架，从而为中国的教育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
　　专家组的外国专家来了又去了，闵维方汇集各国专家智慧，写出了3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其中更多的是他"对祖国富有责任感"的独立思考。
　　他的赤子之心和他做的研究，都深深地打动了世界银行的官员。1991年世界银行据此立项，将35年的无息贷款用于援助"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陆续对中国贫困地区投入了4亿美元的援助性教育贷款，相当于33亿元人民币。
　　到1998年，这个项目所投资援助的几万所学校终于全部建成。作为"世界银行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当闵维方再一次去到延安、大别山区，"说实话，我看到那些还是很穷的山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崭新的学校。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教室，孩子们在教室里书声朗朗，我真的热泪盈眶。"
　　我曾到长江源头第一河沱沱河，采访了长江源头第一小学，那里每天升国旗。我还翻越藏北的纳木拉山口，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纳木错，采访了纳木错小学。我亲眼看到了在那些由破旧低矮的房屋组成的村落里，那飘扬着国旗的最新的建筑就是学校。那明亮的安有玻璃窗的教室与内地的教室没什么区别。由于建筑时只建教室，没有建小学生宿舍，那些由父母骑着马把他们从百里外的草原深处送到这儿来读书的孩子们，这些崭新的教室既是他们上课的地方，也是他们睡觉的地方。我拍摄的照片可以向你证明，面对我的采访，他们都那么高兴。我相信，那是由于他们在这方圆数百里最漂亮的房屋里上学，这教室在雪山深处美得就像童话中的宫殿。
　　
　　闵维方为此奋斗了10年。这就是10年心血10年奔波得到的最大收获吗？不。更重要的收获不在于得到外援，而是自新。闵维方的研究报告不仅成为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教育投资和援助性贷款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报告。虽然，"报告中有不少内容，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包括政策部门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但闵维方还是写进去了。包括建议世界银行在进行援助性贷款时，要求各个接受贷款的地区政府对改进教育做出有关承诺，比如降低重读率，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这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和世界其他接受援助国的教育进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闵维方说，"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来的问题，做出的结论，10年来，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一点一点地被接受，到现在完全体现在我国1998年的政策中了。"
　　1998年，在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先生的一次家宴上，世界银行主管亚太地区事务的副行长赛瓦利诺与闵维方一同被邀请共进晚餐，赛瓦利诺与闵维方有过这样的对话：
　　"一个项目，10年，你能从头到尾做下来，在世界银行几千名员工中你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为我的祖国工作。"
　　"这是为人类的进步工作。"
　　"为友谊干杯！"
　　
　　这10年，闵维方远远不只是做了这项研究。 1991年他还应世界银行邀请，参加了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状况、投资方向和发展政策的研究，是课题组惟一的中国专家。因工作出色，世界银行又邀请他到华盛顿总部工作。从1991年7月开始，闵维方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参加东欧、南亚地区教育投资项目的论证。随后，作为世界银行的高等教育投资专家，他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贷款和投资项目所作的论证、评估和审核工作越来越多。有时一年的工作行程多达30万公里，足迹遍布五大洲。
　　从前，闵维方只想过要对中国的教育做举足轻重的事，没想到自己还会如此去对世界的教育进步贡献才智。一个中国人，如此去对五大洲的教育进步发生作为，这经历使闵维方对世界教育状况的了解，积累了中国其他学教育的人们不能与之相比的阅历。他的学识、思考和意见，正不断变成世界银行的有关决策依据，进而变成决策。
　　"决策的本质是选择。"闵维方这样说。我相信，思考、选择、决策，这在闵维方的一生中都具有突出的意义。他的阅历和准备，似乎注定了他一定会在世界性的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