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考察

　　摘要：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从内容到形式，均以宗教为核心，而诸如声光化电、政史艺地等世俗课程则鲜有教授。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为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教会大学自觉抑或非自觉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将自身融入到中国近现代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外国教育资源的中国转化，并由此对我国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考察
　　
　　近代教育史上，无论是主动模仿他国教育模式，还是非自主地接受外国教育模式都必须根植于本国实际才能获得发展，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嬗变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历史理性。20世纪20年代以前，早期的教会大学从内容到形式，均以宗教为核心，圣经和教义问答是学生的主要必修课程，而诸如声光化电、政史艺地等世俗课程则鲜有教授。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教会大学为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自觉和非自觉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将自身融入到中国近现代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外国教育资源的中国转化，并由此对我国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考察
　　众所周知，教会当局在中国开办大学，本是为了按照基督教的意图，在中国塑造一个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精英阶层，藉以支配社会的感情和意见，实现“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所以，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①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所有课程、皆系必修，更无所谓文理科之区别焉”，“学生的毕业程度须有一种普通常识，对于各科应受同等门径，不偏不倚，无轻无重”。[1]在众多传教士看来，除医学和神学外，“差会一般并不赞同开设更多专业与职业课程”[2]，因为“职业教育是世俗的，是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教会学校用差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是毫无理由的”[3]，教会大学的“目标是人本主义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教育”[4]。不仅如此，大多数教会大学仍然固守着“为上帝服务”的办学宗旨，拒绝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5]
　　但是，自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意识的深刻觉醒，本土大学的日渐崛起②，尤其是“对那种旨在培养适应近代经济生产的新型劳动力的职业教育，社会的呼唤声与日俱增”[6]，教会教育受到了来自中国本土力量的严峻挑战，其后，“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教会教育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诚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教会教育人士“同时服侍教育又服侍宗教”，要求传教士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7]与此同时，国人自办高等教育在专业和职业培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教会大学在初期的领先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故此，教会大学在培养目标上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潮流。同时，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不像早年那样多数从事教会工作，“当差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差会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8]。
　　为此，摆在教会大学面前的出路是：“要么成为一所综合大学，由一流人材有效地管理，拥有优秀的教员和学者，并且与由传教士控制的宣教事业分道扬镳，要么成为一所五流的有名无实的大学，只有一些往日的荣誉，而被日益增长的竞争远远地甩在后面”。[9]与此同时，中华教育会③也审时度势地发出呼吁：“鉴于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只派专职牧师入华以宣讲福音为主的政策必须进行修改。以后应特别注意选派经过专门训练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徒入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需要专职教师。”[10]
　　二、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内容考察
　　从20世纪20年代始，为了避开中国民众的斗争锋芒，使教会大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办出特色，提高毕业生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获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各教会大学纷纷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或地区经济生活的特点，相继开设了一系列专业教育课程。
　　1. 拓宽了医学学科的职业范畴
　　卢茨曾经说过：“传教士贡献较大的两个领域是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与护理教育。”[11]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教科书，医院设备不全，医务人员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科学实验室，因此，中国人士迟迟不肯接受医生这一职业需要高级训练的观点”[12]。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教会医院的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医疗作为一种现代职业从传教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医疗体系。同时，对医生、护士的本土化的要求日益彰显。这些因素，无疑加大了教会大学医学专业教育发展的步伐。
　　首先，加强执行医师职业资格考试。1929年，卫生部规定中医称“医士”，西医称“医师”，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规定医师须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须具有以下资格之一：第一，在国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私立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领有毕业证书；第二，在外国官立或政府有案之私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领有毕业证书，或在外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者；第三，外国人曾在各该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经外交部证明者；第四，经医师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这些规定要求医师或医士呈领当地之开业执照才能执行业务，这对医生群体有了一定的考核和约束，有助于提高医生的素质，有利于加强医生专业教育的规范。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医界指南》载：本国毕业医师为5926人，日本毕业医师424人，欧美毕业医师为149人，共有6599人，俱约应在7000人左右。[13]
　　其次，开设医师职业进修班。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期，约60000人有一个医师，而此时的中医，有人估计旧医士约1200000人，药行人约7000000人。[14]可见，民国初期中医的数量比西医数量多数倍，且遍布民间，而西医医师极其缺乏。针对这种状况，教会大学普遍设有医学进修班，以增进开业医师的知识。1928年，上海设有医科大学选科；1929年，中华医学会在北平主办进修班，协和医学院每年皆开办眼科及妇产科进修班。这些进修班的开办使得开业医师受益匪浅，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行医专业技能。
　　再次，开办护士学校和助产学校。随着现代医学和西式医院传入中国，护士职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但“中国人则更不愿意承认护理这种体力劳动为一种职业。即使受过一些教育的中国人最初对这种职业连考虑也不愿意；因此，不论是医院或病人付出高额报酬也不能使人对护士这种职业感兴趣。但是，对护士的需要是大量的”[15]。因此，护士学校一般不得不收录一些中小学毕业生，肄业期限为1年。为了促进护士职业的发展，传教士还协助组织了“中国护士协会”。在湘雅的尼娜·盖奇的指导下，这个私人组织制定了全国护士训练标准。1915年该组织为要求加入协会的护士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在1935年卫生署接过这一职能之前，该组织一直是护士的注册机构。[16]同时，护士协会规定：该会每年考试7次，一并授予护士文凭，持文凭者始可任护士任务。但是实际上民国初期全国并未能统一执行。
　　1929年，北平第一助产学校由教育部及卫生部合办成立，之后越来越多的助产学校设立，到1940年，领有毕业证书的助产师有3977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