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财政要挣脱“全供给”状态

　　“三点半后，孩子去哪儿？”当前，为破解小学生放学后托管难题，许多大城市正在不断采取措施。以北京市为例，日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北京市将投入5亿元，引入社会力量为学生放学后开展课外活动。市财政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在校生人数，以城区生均每年400元，远郊区县生均每年500元的标准将经费拨至各区县，由区县统筹安排使用。
　　钱拨下去了，问题是不是就能彻底解决了呢？也有媒体报道，目前北京市已启动“三点半至五点免费课外兴趣班计划”的部分中小学，课外班辅导教师基本仍由本校教师无偿担任。记者调查发现，经费不够用、社会机构相关教师资源不足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对此，很多教师表示，在正常教学、管理工作之余，再“义务”辅导课外班，实在有些“吃不消”。
　　学生放学后去哪儿，学校没法管或管得很吃力，政府手伸得再长也很难真正理顺——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内在规律：随着公立教育体系的规范程度加强，公立教育在加强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适应多种教育需求的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非公教育体系与公立教育体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保证整个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转。
　　怎么才能使非公教育体系与公共教育体系相互配合呢？深化改革，建立适应非公教育体系成长的制度环境必不可少。
　　一直以来，我国非公教育领域的发展主要依赖市场力量，这就造成民办教育中真正的非营利机构非常缺乏，这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应占非公教育领域主导地位的规律很不一致。对此，公共资金可以首先考虑进入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支持其部分办学支出，或者为其建立相应的成长基金，以获得对其在组织、程序、标准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管制权。
　　购买服务，也是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领域的可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资金不必和机构运行捆绑在一起，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以按照需要的时机、数量、类型购买。当前，为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标准的学生，向有资质的普惠性非公教育机构购买服务，应当成为购买服务的发展方向之一。
　　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还可以靠监测与监管支出。以往，政府对公立教育机构的质量监管多通过内部督导和评估来完成，其实施前提是机构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干部任命制度。但是，这种监管方式不适应非公教育机构，导致政府多年来找不到合适的方式监管非公教育机构。如果政府能够通过第三方专业组织，以协商的方式建立稳定的教育质量监测和监管标准，实际上就建立了全覆盖的、专业性的教育监测与监管制度。
　　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的途径非常复杂、多样，但更加复杂的是监管，这也是许多人对此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监管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作为条件，教育部门也需要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标准。采用经费使用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是引入社会化监管、避免腐败的关键，也是政府对非公教育机构进行管制的重要手段。如果能够提高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的监管水平，就意味着以法治替代行政进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公共教育机构的管理水平也有裨益。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的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新兴阶层对社会服务及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日益突出。我们对这些社会变化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认识，不能总停留在治安管理、产业规划的层次上。当前，教育政策有必要从完全的供给导向中跳出来，关注社会教育需求的变化。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往往是多目标的，用一个体系适应多个目标，体系、政府都会力不从心。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多样化教育体系，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不仅是前提，也是保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