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大学理念

　　摘 要:大学发展本身的内在恒定性、大学理念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跨越时空对大学理念进行重审的可能与必要。雅罗斯拉夫·帕利坎与约翰·亨利·纽曼的“对话”主要就知识与效用的关系、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这些大学理念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当下的语境中反思这种“重审”,有利于更深入地思考大学理念的发展问题。
　　关键词:大学理念;对话;重审
　　
　　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高等教育史上最早对“大学理念”进行论述的较系统、综合、全面的著作,开创了一个就大学理念进行多声部对话的平台。此后,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辩驳,其中,美国的雅罗斯拉夫·帕利坎以代表作《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成为二十世纪末最杰出的“对话者”。他在书中就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而且自始至终在结构安排与论述角度上与纽曼保持高度的相关性。
　　基于对两位学者的研究,笔者结合大学理念当下的发展,试图探讨帕利坎的“重审”得以产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且就他们重点讨论的大学理念的四组核心关系进行反思。
　　
　　一、“重审”得以产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帕利坎与纽曼的“对话”围绕“大学理念”进行了重审。在相隔近一个世纪,横贯欧美两洲的时空里,重审的产生何以可能?这主要源于大学发展本身的内在恒定性;而重审的产生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大学理念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必然经历源源不断的批判和继承,在重审中得以发展。
　　(一)大学发展本身的内在恒定性
　　大学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内在恒定性。只有存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内在恒定性,“对话”与“重审”才有产生的可能。
　　1. 大学基本职能的内在恒定性
　　自中世纪大学以来,传播高深的专业知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就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拉什达尔说过,中世纪大学的荣耀是“知识的献祭”,这份荣耀和幻想至今尚存世上。[1]虽然大学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扩充,但是,培养高级人才至今依然是大学的最基本职能。在当下的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成为改变个人、家族乃至国家命运的重要力量,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趋之若鹜,而培养这些人才的任务基本都落在了高等院校身上,因此,大学人才培养的职能更为突显。
　　2. 大学基本结构的内在恒定性
　　巴黎大学早在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四个系科(faculties):文学院、教会法学(1219年之后罗马法在巴黎被禁止)、医学和神学。每个系科下设一名学监(dean)。文学科教师组成了四个“同乡会”,这四个同乡会负责选举大学的首脑——大学校长(rector)。在欧洲大陆上,这个称呼至今得以承继。[2]大学起源之初出现的学院、学监、课程等概念都得以保存和发展。“讲座”出现于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大学里也延续了下来。
　　3. 大学基本成员的内在恒定性
　　在中世纪,有“教师的大学”和“学生的大学”。而现代大学里,大学的基本成员仍旧是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主人——教师与学生。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称谓上的保存与延续,而且所指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不管是教师“主体”,还是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教师作为教育者、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身份并无改变,并且依然以讲授法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方式。在当下的某些高校,尽管明星教授被称为“学术资本家”[3],学生被视为“消费者”或者“顾客”,引入了董事会等与企业经营相类似的机构和管理方式,但师生关系仍是高校里最本质的人际关系,因而师与生当仁不让地作为大学基本成员而存在与发展。
　　(二)大学理念发展的动态性
　　重审之所以必要,主要源于大学理念发展的动态性。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4]因而,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大学的变化。而大学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触及理念的动态发展。
　　1. 大学职能发展的动态性
　　培养人才是大学建立之初就已出现的最基本职能。中世纪时,大学的职能主要是培养僧侣、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纽曼时期的大学,主要职能是培养社会的良好公民。十九世纪初,德国的柏林大学提出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但那时的科研只是为教学服务的科研。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之下,科学研究才成为大学的第二大职能。1862年《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和赠地学院的诞生促进了大学的第三大职能——“服务社会”职能的形成。这三大职能并不能互相替代,而是层层递进,互相依存的。科研一方面为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不断改善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提供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教学为社会提供各种专业人员,同时为科研准备人才和传播、扩增理论;反过来,社会也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大量的资金、丰富的灵感和各种驱动力。
　　2. 大学外部关系发展的动态性
　　在大学诞生之初,大学是知识人“为闲逸的好奇”而聚集在一起的共同体,自在边缘,没有引起社会太多的注意;在中世纪阶段,世俗王权和教会虽然都想争夺大学这个同盟军,但在国王与教堂的权利斗争的缝隙中,大学还是得到了不少生存空间;近代大学开始更多地进入社会与公众的视野,在得到公众更多支持的同时,学术的力量开始削弱;现代大学开始进入社会的中心,成为世俗的教堂、国家的脑库、社会的加油站等,布鲁贝克所言的“政治论”的力量明显地超越了“认识论”的力量。大学外部关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学术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相互抗衡、相互妥协的过程。
　　3. 大学内部关系发展的动态性
　　在大学的童年时代,大学内部的成员主要是教师与学生。师生关系近似作坊式的师傅与学徒的关系。到了中世纪,大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以法国南部及中欧部分大学为代表的混合型大学。从大学内部组织来看,巴黎大学由学部和民族团两大层次的机构组成。民族团是教师和学生的组织,首领有权选举一名教师担任大学校长,管理整个大学的教学和行政事务;学部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重要的管理单位,有关大学的教学和管理活动基本上是在学部层次进行。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只有法律学部和医学·文学部两个学部,下面按地域设两个民族团,师生分开,教师由学生雇佣,因而地位较低。民族团首领学督和选举出来的两大学生校长共同管理大学,并拥有司法权。混合型大学则因校而异,各有侧重地沿袭了教师型或学生型大学的结构和特点。[5]在近代欧洲大陆的大学中,以柏林大学为例,大学依然由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四个学部构成,哲学脱离了原来对上级学部的依附,地位有所提高,但并未如愿成为统摄众多学科、培养纯粹研究者的学部,而是逐渐成为培养中学教师的主要机关,与其他学部一样是职业训练场所。[6]在当代,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走向多元。以现代俄罗斯的国立高校(含市立)为例。国立高校和市立高校仍实行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管理在一长制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实施。一般领导权由学术委员会行使,由校长为代表实施直接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由各系和教研室自己管理。[7]
　　大学发展本身的内在恒定性为大学理念发展的动态性预备了可供支撑的基础,使其生长和演变不至于搭建在空中楼阁之上;而大学理念动态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正在于保障大学发展的基本恒定。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虽然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上重建大学,但是,我们至少必须保证,我们重建起来的是一个依然可以称之为“大学”的人类文明的载体。发展大学理念就是为了在适应社会变革的同时,更有效地保存和传承大学本身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以下篇章围绕大学理念的核心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