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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看我国品格与公民教育社会体系的建立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1-15 06:20:29     阅读: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公民道德呈现整体性下滑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但收效甚微。借鉴国外成功的品格教育、公民教育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刻不容缓。品格与公民教育社会参与机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探讨的社会参与机制重点在于家庭、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相关制度。
  关键词:品格教育;公民教育;体系;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180-02
  一、品格与公民教育社会参与机制释义
  品格与公民教育社会参与机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是指一切有助于品格与公民教育活动开展的所有主体及其社会协作体系。其范围极其广延,几乎囊括社会所有的主体和他们为此而采取的行动、所有与此相关的规章制度等等。本文探讨的社会参与机制重点在于家庭、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相关制度。
  二、国外品格与公民教育社会参与机制探究
  英美法德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南亚一些经济强国和地区,其品格与公民教育在社会层面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协同机制。
  (一)国外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参与主体及其活动表现
  1.政府
  政府是推动品格与公民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尽管政府可能并不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但是政府的政策方针和公务人员的言行举止对公众具有间接教育性。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和一个腐败散乱的政府对教育对象的影响是非常显见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廉洁自律,其国家和地区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成效都很显著。
  政府对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影响主要是政府领导人的言行、政府的公务活动、宏观指导和政策。如,1863年林肯总统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努力打造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1996年克林顿总统提出所有的美国学校都要讲授良好的价值观和进行良好的公民教育。2011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乘坐经济舱返回北京。此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都有政府开放日,公民可以免费自由参观。还有市长接待日,等等。政府通过这些举动引导百姓关心国家政治、增强公民意识、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从而激发爱国热情。美国总统竞选客观上也传播了公民理念,教育了美国大众。
  发达国家政府通过政策或宏观指导品格与公民教育更是普遍。1985年美国政府推出“蓝带认证计划”,推行新品格教育。1991年美国总统签发了《2000年的美国——一种教育战略》改革文件,公民教育成为六大目标之一。2001年布什总统公布了美国教育改革新政策,支持品格教育、增加对品格教育的拨款。德国成立了隶属内务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11个联邦州都有分支机构,主要承担品格与公民教育任务。日本文部省专门负责公民的思想教育,有严格的干预举措及政策。
  2.家庭
  家庭品格与公民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教育学家哈巴特曾经讲过,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1]。西方家庭教育是从尊重孩子开始的,父母一般把孩子看作是平等主体,父母不随便翻看孩子的私人用品,父母要进入孩子房间首先必须敲门征得孩子同意方可。在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民主原则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凡涉及家庭的一些事务,父母不能独断专行,需要同孩子协商达成共识再做决定。发达国家父母将孩子品性与综合素质培养作为核心,如何成为一个有品德有修养的人是父母所看重的。
  西方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生存危机,西方孩子摔倒父母通常会要求孩子自己站起来,他们认为,就应从小养成好的习惯,而不应宠着惯着。孩子到达一定年龄后就不能随便伸手向家庭要钱,而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这种劳动光荣、自食其力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家庭并代代相传。所以,到了大学,学生除了完成学业之外,多数都有社会兼职,通过打工供养自己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美国媒体曾专门介绍了美国家庭教育子女的12条原则:归属原则、力量原则、管理原则、声音原则、希望原则、榜样原则、求同原则、惩罚原则、后果原则、结构原则、20码原则、四何原则,这些原则贯穿着包容、责任、理解等品格与公民教育所期望的内容。
  3.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作“第四政府部门”。英、美、法、德、日、新加坡等国家,都是传媒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众传媒在日本是除官僚、政党、利益集团之外的“第四种势力”,日本的纸媒体非常发达,报纸发行量居发达国家之首,广播电视拥有量也居世界前列。美国则是世界上电视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有着世界公认的数十家传媒公司。除了传统媒介外,英、美、法、德、日、新加坡等国现代信息产业也都很发达,其中,西方发达国家都很尊重传媒自由,不直接掌控媒介,而是通过一些间接手段去影响传媒。新加坡对传媒业的管控则非常严格,国家掌控大型报刊,全国只有一个印刷中心。
  国外大众传媒在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抵御非主流信息的侵扰;第二,关注和反映民间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动向;第三,批评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促进政府高效廉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每天都充斥着对政府及政府要员的指责批评,目的是帮助政府改正错误,使政府工作更加有序。同时,批评也是行使公民权利的切实体现。
  (二)国外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为了保证品格与公民教育的顺利推进,各个国家在制度层面都做了一些尝试。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下属就有道德立法委员会,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在美国被定为轻罪。美国高校出台了《学术权利法案》、《关于学术道德及学术失范惩戒的相关规定》,用以规范师生道德[2]。1978年美国政府通过《政府行为道德法》,其后,联邦政府、各州陆续颁布了《政府道德法》,用以强化公务员道德。英国的《地方政府雇员行为规范》、日本的《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和《国家公务员道德规程》,都对公务员职业道德有着严格规定。法国《刑法典》第223条第6款中明确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难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处罚金7.5万欧元”。德国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遗弃无自救能力人的行为,定为遗弃罪。
  新加坡为了遏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滑坡,不得已采用严刑峻法,法律规定也最为详细。包括公共场所吸烟、吃东西、随地吐痰、嚼口香糖、未成年人喝酒、不冲马桶、从楼上往下扔垃圾等一系列行为,处罚措施有罚款、鞭刑、拘留和坐牢。据各种媒体综合报道,在新加坡随地吐一口痰罚款200新元、往地上扔一个烟头罚款1 000新元、上完公厕后不冲水罚款1 000新元。我国香港地区专门成立廉政公署应对公务人员的贪污腐败以及滥用职权。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及公务人员的表率作用
  首先,政府应加强自身建设,塑造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加快公务人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立法,让政府在阳光下运作,让百姓看得明白,从而达到有效监督和普及公民教育的效果。其次,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应注意工作方式及言行举止,成为履行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表率。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要依法行政,防止工作方式方法的简单粗暴,这既是我国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履行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职责所在。
  (二)改进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家长理应选择就近工作或外出务工带上孩子,以便让孩子随时感受到父母的温情,这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家长随时随地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将知识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有机结合起来,适当减少孩子的文化课教育,增加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和公民素质养成。尤其是幼儿,应适当推迟缩短接受学前教育,给孩子独立玩耍的空间,帮助孩子在愉悦中成长。对孩子教育禁止使用一些简单有伤孩子自尊心的说教,如:“你看看,连这都不会!”“养头*都比养你强!”这些语言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同时,容易导致孩子以后成长过程中的自卑心理,用多了更加会引发孩子的逆反情绪,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反社会的极端行为。父母应尽量给孩子营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将孩子看作平等主体,对孩子多用一些协商性的语气使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这些对我国家庭品格与公民教育至关重要。
  (三)大众传媒应积极肩负起品格与公民教育职责
  大众传媒的教育职责主要表现在新闻报道、节目制播、媒体行为、热点引导上。大众传媒在新闻报道中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尤其是中央和各级政府所拥有的传播媒介更应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在新闻报道中多关注社会普通群体,减少有关会议、领导人活动的内容;大众传媒应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职责,多些批评少些赞许。督促政府做得更好,是媒体的职责和良心所在;禁止一些低俗的、有伤社会风气的节目内容在媒体出现,防止误导观众;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媒体应在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框架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引导舆论朝有助于公民道德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众媒介应加强自律意识,在从事媒体工作的过程中,其言行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四)加快社会道德领域的立法工作
  为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公德危机,单靠传统的舆论约束已经不够了,道德法制化成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道德立法需要慎重考虑,否则适得其反。例如,“常回家看看”本来属于道德问题,现在进入法律,但老百姓并不领情。可见,此项立法就显得急促,而且缺乏来自基层的广泛调研。立法部门可以走访调研,充分倾听民意,在调研基础上先从老百姓最关注的道德问题入手进行立法试点。如,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扶不起”、让居民无法正常休息的噪音“广场舞”等等。道德立法应缓步而行,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切中时弊。不光要给道德立法,更要让损害道德者付出代价,让试图损害道德者望而却步。
  
  参考文献:
  [1]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98.
  [2]李泽.美国高校学术道德管理的特色、举措及其思考[J]龙岩学院学报,2013(2):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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