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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史述略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2-05 06:11:01     阅读:


  摘 要: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在推动古代农业以及农业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自身丰富的发展历史。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在经历了萌芽、孕育、鼎盛时期以及明清时期新的发展阶段后,形成了农业职业教育行为发生的强制性色彩凸显、教育内容的丰富实用以及教育方法的灵活多元等一系列特点,这也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技术发展以及农业知识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历史演进;特征思考
  作者简介:杨成明(1989-),男,内蒙古阿拉善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张棉好(1970-),男,江西玉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青年专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EJA10043),主持人:刘颖。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58(2015)04-0091-06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伟大智慧。作为典型农业大国的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明孕育的主体——古代的劳动人民,借助农业职业教育这一载体,将古代农业科技不断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生产力,促进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古代农业文明。而这一重要载体,也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足迹。
  一、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丰富,形成体系化。不同历史朝代的国家重农业政策造就了不同的农业文明历史,也促使了农业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形成了不同的轨迹。
  (一)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孕育时期——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先后划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古代黄河周围有利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先民,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优越性催生的大河文明决定了原始先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我国农业文明诞生的标志。“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成为该历史阶段原始先民生活特征的真实写照。伴随着第一次人类历史的分工,即:采集、渔猎和农业、畜牧业分离,以及神农氏对于农业发展的推动,促使了“刀耕火种”形式的原始农业与教育的出现,如《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畜牧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使得原始社会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显现出了分离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巫等最早脱离于社会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此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有关采集、渔猎、农业种植以及火的使用等方面的知识通过示范模仿、口耳相传、原始神话艺术与文字绘画等形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传承下来。由于分工水平的限制,原始社会并未出现现代意义的职业,也就未出现职业教育的踪影,但原始社会末期各个部落显贵“设官教民”以及成均之学、虞庠之学等原始学校的萌芽却为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孕育了良好的环境[1]。
  (二)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时期——夏商周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经过商朝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达到了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重农”之风的逐步显现,并在周代开创了我国古代劝课农桑制度。各国国君不仅亲耕“藉田”以劝天下,而且通过设置农官——畴官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地官司徒即管理农业生产,深通辨土认地之法并向后代传授。这也促使了自给自足、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等为特征的初始农业社会形态的形成[2]。
  三代典型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的土地制度,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农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生产、推广方面不可懈怠的责任。西周开创的“藉田礼”,成为了我国古代统治者劝课农桑的重要举措至清代始终未断。而自商代开始,便出现了私田与公田并存的局面,由此农业生产中的生产知识与生产技能的传授途径形成了分支,一方是国家设立农官进行普及,而另一方则是通过技能家传的形式来继承。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明确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求,逐渐出现了士、农、工、商等“四民分业”的开端,由于“宦学事师”与社会职业不可更改的社会制度,使得此阶段的农业职业教育除农官指导之外,更多是以生产技能与经验的家传来开展,生产经验与技能的父子相传为代表的艺徒制,标志着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3]。
  (三)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动荡时期的春秋战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突出成就,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促使了生产力的变革,促进了大面积私田的出现,并成为小农经济形成的基础。由此小农经济成为各诸侯国的立国之基。诸侯争霸过程中各国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无疑提升了农业的社会地位,也促使了我国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我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正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促使了各诸侯国先后提出各种重农的政治思想和劝农措施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战国著名的政治家李悝主张:“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平籴法等措施稳定农产品价格,达到“使民适足,贾平则止”的效果,从而实现“民无伤而农益劝”。
  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了西周的职官制度,职官在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同时,需将所学农识传授于世袭其职位的子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夏商周时期“学术官守”的局面,使得一部分曾经从事劝农以及农业生产和拥有农业技术农官通过私学的形式开始向民间传授农业科学技术,而在此时期,农业技术父子兄弟家庭传承基本模式已确立[4]。“百家争鸣”的出现,不仅促使了我国许行为代表的农学派的产生,还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农业文献著作,如《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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