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古学堂:历史\文化与逻辑

　　［摘要］在面对清末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和道德沦丧的现实时，大多民众将其归因于“古之不存”，即维系社会道德作用的国粹的丧失。因此，存古学堂的设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使然。其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等三个方面。存古学堂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开启了保存国粹、维护传统道德文章的先河，对从废除科举制到民国前期长达二十余年的存古、读经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存古学堂科举制度国粹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017-03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奏请兴办尊经学堂，以保存国粹。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开办存古学堂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但是，张之洞却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在湖北经心书院旧址设立存古学堂。因为张之洞设立存古学堂最早，而且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较大，所以，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湖北存古学堂方面，而对存古学堂的全面研究尚显不足。此外，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作用和意义，从设立之始即争议不断，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且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是，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原因却少有关注，或者仅仅以“保存国粹”、“传承儒学”的空洞解释，甚至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张之洞个人的“儒学品格”。显而易见，对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废除科举制度是一次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学而优则仕”与“代圣贤立言”的学习目的也随之发生改变，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学者研究，“1904年清廷立停科举之诏颁布前一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6年，立停科举之诏颁布一年后，学堂总数猛增至19830所。”[1]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新学堂不可思议地增加了15000多所。此外，赴日留学的人数也显著增加，“1903年是1300人上下，至1905-1906年间，人数猛增至8000人之多”。[1]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的教育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巨大改变。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学堂教育又不能代替之前的书院教育和私塾教育，这不仅表现在学制的不同，也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的巨大差异。新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仍以“忠孝为本”、“经史为基”，一方面引进新学课程；另一方面，中小学中读经、讲经又占极大比例，而且大学堂还专设经学科，培养专门人才。虽然如此，“然学堂科目赅括中西，其于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皆未暇专精，窃恐将来中学日微，必至各学堂亦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2]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的新学堂教育虽然有别于旧式学堂以科举取士为目的的教育，但是，新学堂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尤其是癸卯学制之后的各种学堂，均对中小学课程开设予以规定，其中修身、读经讲经科目最为重视。尽管如此，以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为主干的中学，由于内容浩繁、义理艰深，虽只学一经，从年少受学而至白首，仍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断非少数时间可以学成。此外，由于历史的惰性或历史的惯性，晚清朝野大多士绅仍然对中学复兴抱有很大希望，“自秦汉以迄元明，循之则治，悖之则乱者，得失之林，班班可考”。[3]如此重要的国粹，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因此，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学堂时间过少，中学科目形同虚设；书院已不复存在，无法继续；一千余年来的中学传统无处安置，传统经史词章之学的确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这无疑是个真空地带，需要填补。于是，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巡抚陈启泰、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浚、贵州巡抚庞鸿书、陕西巡抚恩寿、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地方大员先后上折，奏请设立存古学堂。
　　 二、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从鸦片战争开始，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船坚炮利的“蛮夷”彻底粉碎了大清国民“天朝大国”的美梦，迫使高昂着愚昧之头颅的国人放下了无知的傲慢与狭隘的偏执，重新审视国门内外的现实世界。恭亲王奕称：“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4]从此，“西方”、“西学”、“西艺”成为精英人士和开明士绅孜孜以求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延续了近35年，到甲午战时日本完全摧毁了洋务运动的代表性成果——北洋舰队，这标志着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实现强兵强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终结。但是，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的缺陷。张之洞：“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5]“中体西用”的思想日趋流行，在全国普设学校、培育真才的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客观而言，“中体西用”推动了中西文化教育的结合，使“西艺”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型的科技人才，并促进了旧式学堂向近代学校的过渡。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晚清最后十年的所谓“新政”，而废除科举制度则是最具革命性的举措。经过维新运动的荡涤，新式学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废除科举制度后，学堂数量急剧增多，致使数百万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孜孜以求、穷年跋涉的士子不得不纷纷涌向学堂，与此同时，部分士子则把眼光投向海外，也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此外，民间投资兴办的新式学堂也呈井喷之势，深刻地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学术传统。
　　然而，在传统科举取士、读经做官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任何教育方面的革新举措，任何新式教育机构与教育方式的倡办，都意味着对旧传统的偏离和挑战，都会遇到可以想见的顽强抵制。李浚上书曰：“窃以列强环峙，智巧日新，彼此相形，自应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然彼之所长器数艺能，治天下之所用，非用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者，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舍经学其奚以焉？”主张以传统经学治天下的思想不仅李浚一人，他只是一个代表。与李浚不同的是贵州巡抚庞鸿书，他虽然也认为“中国经籍纷纶，文以载道，微言大义，亘古常昭，更数千年递相崇守”，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当时“一时趋重科学，势所必然”，因此，庞鸿书力主设立存古学堂的本意是“设法保护，昭先贤之绪，以防蔑古之讥”[6]，其目的是为了继承千年之学术传统，并不是像李浚那样主张继续以经学治国。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第三种观点是陕西巡抚恩寿提出的，他说：“然万国皆各有所长，断未可一意师人而失其故有。所谓两途并进，不可偏废者也。”[7]由于废除科举之后，社会风气渐开，对西学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广泛认同，所以，恩寿中学与西学同时并举的建议的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浚、庞鸿书与恩寿分别代表了当时设立存古学堂的三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庞鸿书与恩寿在承认西学传播的现实前提下，主张设立专门学堂以保存中学，其见解在当时明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三种不同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在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巨大冲击时，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学术一概视为“国粹”，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与传承，这无疑是在西学强大压力之下的无奈举措，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三、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
　　列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造成了领土被占领、主权被蚕食、政治被控制、资源被掠夺、势力范围被瓜分的残酷现实，使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在数千年文明国家的天空上。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迫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和开明士绅积极倡导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样的革新主张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最早是军事领域的洋务运动和比较全面改革的维新运动，后来是倒逼机制产生的清末新政。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家与民族的存亡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