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的哲学基础

　　【摘要】方法论的建设是比较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的探索自建国以来至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为指导的新时代。“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与命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理性思维的智慧结晶。以二者整合的视角审视比较教育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还比较少，而二者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不可丢失的精髓哲学基础，对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本土哲学的指导下，以马克思科学方法论为工具，使中国比较教育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关 键 词】“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方法论；比较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6-0033-03
　　
　　方法论建设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建设大致有两类哲学取向：一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建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以王长纯先生提出“和而不同”思想为代表；另一种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建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主要是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初步重建时期的老一辈教育家王承绪先生为代表。进入21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呈不断加强的趋势，中西方哲学思想也在文化的交流中走向融合。但在我国，以整合中西方哲学的态度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进行的尝试还比较少。由此，笔者大胆尝试，希望借助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整合，实现传统古典与近代科学的历史对话，审视比较教育研究的内涵，从而客观的揭示比较教育的价值与研究的真正意义，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建设提供有益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和而不同”思想的解读
　　1. 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
　　华夏文明源于黄河，历经上下五千年传承而从未断层，源远流长。中国传统哲学“和而不同”思想，源于古人对世界和谐的追求。最初，道家将“和谐”观与世间万物的生长结合，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中庸》则将和谐的原理升华到本体论的高度，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毕中节，谓之和”。这一从外到内的转变标志着和谐的精神成为中国人的修身标准。“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通过修身养性，使内心的修养与世界万物和谐的本质趋同，将事物的和谐观与人的和谐观最终统一起来。后来，儒家孔夫子首次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概念。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时“和而不同”的思想正式作为儒家君子的人格标准，成为君子永恒的追求。
　　一般来讲，中国哲学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两家。形成于儒道两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堪称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思想之一，给予后世极大的启示。第一，万物归于和，多样化的世界统一于和谐之中。万物共生共存是世界的一大特性。王长纯先生谈到“和而不同”的思想时提到“承认万物一体，各种事物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事物又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相应的统一体。”[1]说明多样化的事物和谐统一于世界整体中，共存的万物蕴含着统一的发展规律，客观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共同趋势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第二，共性为事物走向和谐统一提供了可能。共性为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创造了可能，是事物得以走向和谐的根基，为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第三。万物不同，差异是世界万物客观的呈现方式。承认事物的差异，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上，更体现在事物内部本质上。王长纯先生指出“存在着的不同事物拥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的发展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变成与其他事物一样的东西，而是沿着自己的规定性，借助外部条件，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2]可见差异也是事物迈向和谐的根本动力。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伴随着两大文明的衰亡，理性也在中世纪神学信仰的压抑下埋没了千年，历经文艺复兴才重现辉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理性与信仰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近代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中继承批判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哲学处于分化时期，当时形成了著名的老年派与青年派。费尔巴哈树立人本学唯物主义从青年派中分化出来，形成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人本主义态度。不久，马克思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形态》在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有肯定的批判，几经完善后最终形成了享誉世界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任何一门学科想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基础。首先，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是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是一门学科研究科学化的重要依据。科学的方法论就是坚持事物的本质规律的客观存在，反对主观臆造，力求在实践中做到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统一。其次，肯定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相对独立性带来了整体与部分间的辩证关系。从整体的认识再到局部的分析，在回归整体的研究过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人在认识个别事物功能的同时了解了整体系统的运转机制。最后，以解决事物矛盾为动力，促进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矛盾观与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永恒存在证明了事物发展的永恒性，指出了发展的实质是矛盾斗争下质变与量变的统一。
　　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现状分析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比较教育第一个方法论的哲学指导体系，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当追溯到1979年，王承绪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1983年的第四次比较教育年会明确的提出“加强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3]开启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理论探索与研究。自1985年开始，我国大批学者尝试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如1985年吴文侃，杨汉清先生于《教育研究》上发表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教材刍议》，1986年金世柏先生于《外国教育》上发表的《比较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到了90年代后，我国学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其一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如梁忠义、高如峰、张保庆等著名学者。其二，基于对前者反思的态度，薛理银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影响了我国学者对比较教育对象，目的，方法的认识。”[4]但无论如何，唯物辩证法对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以下三点根据：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是比较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标志。其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意识形态要求我们无论是经济建设，社会改良还是科学研究都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一般规律的科学，对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与研究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不应该被遗忘与抛弃的。
　　2. “和而不同”——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