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戊戌维新时期樊锥的人才思想

　　摘要：戊戌维新期间，湖南是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湖南维新志士樊锥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思想。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重视人才，兴办学校，进行师范教育。另外，樊锥还认识到了任用“外人”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获得各种人才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人才思想；改革；重视人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6－001－02
　　
　　樊锥(1872～1906)，字一鼐，一字春徐，又作春渠，曾名时中，后易名诚亮，是戊戌维新时期在湖南倡导维新变法的激进人物之一，湖南邵阳人。樊锥幼年时期家庭贫困，但却甚为好学，十三岁就通群经，旁及诸子，颇受老师器重。意气不凡，自视甚高，曾自署楹联：“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当地人视之为“狂生”。稍后，与同邑人石守成等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强烈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当时，湖南是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使江标积极倡导维新变法，锐意改革，推行新政。经江标选拔，樊锥为光绪丁酉科拔贡。其后，樊锥积极投身于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2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樊锥立即响应，在邵阳成立南学会分会，自认会长，并亲手制订分会章程。3月7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报》，樊锥积极撰文，发表了《开诚篇》《发锢篇》《劝湘工》《上陈中丞书》等文章，主张向西方学习，宣扬民权平等学说，提倡发展民族工业，实行维新变法。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清廷四处搜捕维新变法志士，樊锥藏匿于山间，方幸免于难。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樊锥亦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逃遁上海，参与办理《苏报》。1903年，《苏报》案发生，樊锥招集二十余人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因其体质虚弱，乃改学法政。其间，与湖南留日志士刊行《游学译编》，创办湖南编译社。后在黄兴、陈天华等人的影响下，回国从事革命活动。起初在南京军校任教，宣扬民族主义；后在其弟子蔡锷办的广西陆军小学任教。1905年冬，因病亟返籍，次年春2月逝世。
　　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重视人才的变法主张，维新派普遍认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给国家、社会以及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强烈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培养新型人才。在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樊锥站在时代的前沿，怀着一腔爱国的热情，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科举带4度、废除八股、重视人才的人才思想。
　　樊锥坚决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八股时文使得“异书禁绝”，使人们在“眉睫之外无剩睹”“方寸之隙无馀明”，从而樊锥认为，“时文不废，则孔教必亡无疑”。进而，樊锥认为，由朝廷下一纸公文，废除八股时文，改革科举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改革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樊锥认为，科举考试要多出经世致用的题目，除头场外，如有不作四书文者，开始复试专门题，约以特科六事，第二、三场复试经史时务题。樊锥的这种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的维新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樊锥的人才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于光绪24年4月30日(1898年6月18日)发表于《湘报》第九十号的《上陈中丞书》一文中。在《上陈中丞书》一文中，樊锥认为，要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天下之事变极矣，时势迫矣，条绪纷矣，恢张难矣，然其道终不外于得人”，特别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樊锥呼吁当时的国人从“嬉酣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曲，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漫无所悟，一无所识，沉沉昏昏，瞢瞢阗阗”中觉醒过来，以天下为己任，“妇孺挺身，孺子奋志，翕而呼云，济济腾腾”，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当权者应该善于发现、选拔和使用人才，应当“筑黄金以召天下之豪杰，开天下之言议，致天下之智议，尽天下之果力，图所以济之”；开拓培养人才的途径，“厚遣广选，才臣学生，商工士民，分派数十国游历”“求智识于寰宇”，这样，“速效可以救亡”“迟效则可以兴国”。樊锥还认为，当权者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为国家和民族着想，对于别人的建议，“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如果这样，那么“志士之热血皆将乐明公而倾之矣”。樊锥的这种劝告当权者用才、爱才、惜才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培养人才，樊锥提出了“兴学校”和进行师范教育的主张。樊锥认为，要得到很多的特殊人才，关键是要设立学校去培养之。对于师范教育，樊锥也十分重视，他说：“天下百治本于学，天下百学本于师”，师范学校“盖天下乡国师道之材之所以出也，可不谓重焉矣乎”。樊锥还认识到了教师本身素质的高低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樊锥主张教师要“修身”，提高自身素质，“夫以师范学既如彼其重，是故不可以不先修身也。苟身不修，虽学焉无不通，而固不足以为人师也”。樊锥关于师范教育和重视提高教师本身素质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樊锥还认识到了任用“外人”的重要性，并引用中国古代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楚材晋用，秦用天下之才以致天下，匈奴用中行说以困汉，苻坚用王猛以困晋”，说明了“外人”对一个国家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樊锥进一步分析了“外人”在中国得不到重用的原因，“今吾未见外人之仕于中者得以重其用、感其遇、尽其才、而致其主者也。其所以不得，非人之不忠也，已无能重用之主之才也；稍任之，则恐其卖己矣；不任之，则为势所追矣；是用不用两见其绌也”。说明了“外人”在中国得不到重用的原因是他们得不到中国的信任，稍微的重用他们，又恐怕他们出卖自己；而为形势所迫，又不得不任用他们，所以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樊锥认为，“外人用中人而得力者有之，各国互用其才而得力者有之”，因此，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应该重用“外人”。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樊锥引用了六国时秦国用“天下之才”而富强的例子。樊锥认为，当时的世界“英、法、德、美、奥、义、俄、比、日，万国纵横，则所谓大战国之世矣”。因此，为了保国保种，为了国家不被瓜分，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今之计，则不能不开拓用才之术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的重用“外人”以使国家富强的观点，“所谓越用范蠡，燕用乐毅，弱国用之则转强也。”
　　接着，樊锥论述了“变科目之才”“变农之才…‘变工之才”“变商之才”，并列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在论述“变天下之才”时，樊锥建议地方官员兴办学堂，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并且制定了具体的奖励措施：凡“有能为士会学堂以兴诸学问保教种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有能为农会学堂以兴农学问保本富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有能为工会学堂以兴工学问保艺富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有能为商会学堂以兴商学问保市富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有士农工商诸会学堂能建大力以游历外洋，讲求政学艺学，归而教者，给二品衔一”。另外，樊锥还对“变妇女之才”和“官民之受毒于鸦片”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只要妇女不再缠足，吸食鸦片者不再吸食鸦片，那么，不但社会风俗可以得到改善，而且他们也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通过这些措施，便会产生出很多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才，这些人才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为国家富强而献身，那么，中国就会慢慢的由贫弱走向富强，由富强走向更加富强。
　　樊锥的人才思想，产生于戊戌维新时期，植根于一颗“为国家计之”的爱国之心，洋溢着“志士之热血”的爱国热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