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动因

　　摘 要： 无论是从埃及、中国、印度、希伯来各古代文化区域的横向考察，还是从西方历史发展的纵向分析，都可以看出体育教育事业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使得古代奥运会在希腊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为现代奥运会的复兴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借助体育教育的基础而得以萌生和光复，但其作为一种竞技运动，又以职业化、专业化、锦标化的倾向渐渐超出、甚至偏离了体育教育促进身心和谐的原有之意。尽管这种偏离不占主流地位，但却是需要加以注意并引发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教育； 体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 G811.111；G8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8)02－0102－08
　　收稿日期： 2007－08－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励基金”(教人司２００６［369］)
　　作者简介： 赵玉(1975—)，女，山东新泰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陈炎(1957—)，男，北京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发展过程中，除了宗教、政治、军事、审美等动因外，体育教育无疑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大多来自希腊教育制度的体育内容，古希腊教育制度中的一些传统，如练身场的10个月训练期及裸身运动也被奥运会所承袭，这些都是两者关系的佐证”［1］18。不过在探讨这一教育动因之前，有必要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作一简单辨析。就共同点而言，两者都与身体的运动有关，都致力于肉体能力的扩展；就区别之处而言，两者的目的又有所不同：体育实质上是教育活动的一种，旨在锻炼体能、增强体质；奥林匹克运动则是竞技活动的一种，目的在于夺取锦标，争取体质与体能的最佳展现；在逻辑关系上，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体育教育为基础，是对体育教育成果的一种检测与验证；在历史顺序上，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在体育教育之后，是体育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此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必然要取决于体育教育的发展，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体育教育越发达，产生类似奥林匹克运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前景也必然取决于体育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体育越是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尊重，奥林匹克运动也就发展得越顺畅、越蓬勃，反之，其发展历程也就越艰难、越曲折。就古代时期中西方的教育状况看，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和古巴比伦等东方国家对体育的重视远远不能和古希腊相比，因此，尽管东方各国的教育相比于古希腊成熟得相对较早，却没能像后者那样最终导致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就西方自身的教育历程来看，西方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体育的态度总是大相径庭，因此，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在古希腊诞生并蓬勃发展了近千年，却也随着体育教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波三折。
　　
　　一
　　
　　从广义上讲，教育既然是人类世代之间传递生存经验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它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就应该存在了，不过相对成熟的教育形式即学校教育的出现却是较晚近的事情。按照中国学者曹孚、滕大春、吴式颖等人的说法，学校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进入奴隶社会最早的国家，才能是最早产生学校的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希伯来等东方国家，先于西方的希腊、罗马建成了奴隶制国家，因而东方国家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学校”［2］15。比如埃及，据说早在古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已经有了宫廷学校，中王国时期则已经具备了培养政府官员的职官学校、培养宗教祭祀人员的寺庙学校，以及培养文士的文士学校等多种类型的学校。除了埃及，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巴比伦等国家也都先于西方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教育形式。但综观东方各国的教育史却不难看出，尽管它们在具体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有一点上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体育教育在它们的教育体系中都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反而受到了普遍的忽视和冷落。
　　古埃及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文士。“作为一名文士，不仅要流利地书写，而且要精通律令，学有所长，以便充任官吏处理政务、管理寺庙、经营贸易等，从而决定了古埃及的教育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书写、阅读、简易计算等，以书写为主；专业教育主要包括建筑、天文、医学等。”［3］91另外道德教育也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古埃及的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敬神、忠君、敬上、孝亲的道德品质”［3］93。至于体育，埃及人基本上未曾涉及。
　　同古埃及类似，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向来也是重文轻武、推崇智育和德育而贬抑体育。中国古代教育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四者主要与德育和智育有关；“射”和“御”似乎都与体育有关，但总体而言似乎又不总是以体育为目的。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机动灵活而攻击力又强的骑兵逐渐取代了笨重的战车，成为作战的主力，‘御’的技艺丧失了军事上的价值，驾车也就逐渐沦为仆役之事，不复成为教育和训练的主要项目。”而“此时‘射’虽仍为统治阶级子弟所习，但除专职的武将外，‘射’主要不是作为战斗技能，而是作为礼仪中的项目来进行训练的。”［4］所以《礼记·射义》中有所谓“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审矢。固持弓审矢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的说法。由此说来，最可能关涉体育的“御”和“射”两项教育内容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成了德育的附庸，在实际生活中都未能发挥应有的效能。甚至中国古代的典籍《礼记》在谈到西周的教育内容时只提到诗、书、礼、乐，即所谓的“四术”。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体育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汉代以后武艺和身体练习成为职业军人的专门技能……虽然不断有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呼吁‘文武兼备’，但身体活动在社会和民众意识中的地位仍然越来越低”［5］67。
　　与古埃及和古中国一样，古代的印度和希伯来也同样不重视体育的作用，区别之处只是在于，后两者的教育主要为宗教服务。
　　古印度的教育史前期主要以婆罗门教的教育为主，后期则主要以佛教的教育为主。婆罗门教的学校教育最初是由“古儒”创设的，其教育任务是“六科”与吠陀经义。所谓的“六科”，是指语音学、音律学、文法学、资源学、天文学和祭礼，它们是为了下一步学习吠陀经而进行的基本训练，因为只有“在六科学习的基础上，学生才会去领会吠陀经典”［2］26。除此之外，印度还设有文法学校、法律学校、天文学校、哲学学校，以分授各科知识，但这些学校无不以婆罗门教义为指导思想。稍后而起的佛教教育主要以寺院为首要机构，“一般青少年可由家长申请送往寺院为僧，经许可后即赴寺院为僧徒，在清规戒律的束缚下，开始禁欲生活，须身着袈裟斋戒沐浴，每日往施主处行乞，另外则由寺院派僧人指导其学习。学习内容是佛教经典，神学气氛极浓”［2］29。由于婆罗门教教育和佛教教育中都有消极厌世向往彼岸、贬抑肉体崇尚灵魂的极端倾向，因此都把体育排除在它们的教育体系之外。
　　在古希伯来人的教育中，宗教神学也同样贯穿并凌驾于一切之上，其教育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对上帝耶和华的虔信之情，这便使得其教育内容非常狭窄。男童六岁到十岁，主要学习圣经和简易的读、写、算；十岁到十五岁以及十五岁以后则主要学习《米施那》和《基马拉》，两者在当时都是著名的经义注疏，这相当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一是培养僧侣，主要教授宗教理论和法律理论，并训练主持宗教活动的能力；二是培养“拉比”，即将来能够教授宗教教义的教育工作者，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师范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除了教授教义之外，也教授数学、天文学、外国语和地理等科学知识，只是惟独没有体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