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腾霄：风雨润桃李,玉壶托冰心

　　张腾霄，著名无产阶级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者，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探索者。战争时期，在炮火连天的严酷环境中和教学资源极度匮乏的艰苦条件下，他深切体会到革命和创业的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既目睹了教育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又亲历了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也见证了新时期教育现代化取得的显著进展。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起，张腾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革命和教育事业，也与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几经起伏，折射着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年来的办学历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影。
　　加入陕北公学，投身革命教育事业
　　1915年7月，张腾霄出生在河南省孟县北陈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在孟县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学习，在这些革命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展干部教育与小学教育十分迫切。1940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小学课本编辑室。张腾霄承擔了编辑室领导工作，带领大家编写了一套内容全新的边区小学课本，满足了根据地小学教育的需要。在这套教材中，关于劳动观念、生产知识的内容占到课本全部内容的37%。在张腾霄看来，“凡是编进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本学科最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结合实际生活的需要”。为宣传抗日，张腾霄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当时，国统区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抗日是军队的责任而不是教育的任务，他在《抗战教育还是亡国教育》一文中，以事实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如果没有抗战的教育，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调任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期间，张腾霄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反对日伪奴化教育、办好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1948年，张腾霄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在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担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徐特立的秘书。在徐老身边，他不仅面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理论，而且协助徐老领导教材编审工作和筹备接管全国教育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是人大的优良学风”
　　张腾霄认为，教育不是简单地把理论知识的系统性融化在生活的系统中，而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
　　1949年春夏之交，张腾霄被调往华北大学二部从事教学工作。他坚持将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相结合，并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教学经验。同年秋，他被调至华北大学校部任教务科长，协助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创立标志着党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张腾霄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深知要按照规律办学，在担任学校教务科长、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期间，为人大在全国高校中发挥示范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关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得到了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的高度肯定，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他也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张腾霄介绍了学校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广泛好评。
　　根据中宣部指示，人大于1952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张腾霄兼任班主任。他精心组织各项工作，制定了详尽的教学计划。几年时间里，研究班为全国高校和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理论课师资和理论宣传干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腾霄曾两度担任人大哲学系主任，为人大哲学学科的起步、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期间，为取得教学经验、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领导教学和科研工作，张腾霄亲自讲授《神圣家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在他的带领下，人大在1962年初筹建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他和罗国杰以及教研室的同事们从条目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学科资料。他还组织和主持了第一次伦理学研讨会，会后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教学大纲。
　　张腾霄不仅强调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强调参加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来安排，还曾多次带领教师和学生做社会调查。“大跃进”时期，人大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河南信阳调查组，他作为调查组的领导成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不料因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高校的学风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为国家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问题。”张腾霄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继承和发扬人大的优良学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
　　强调“又红又专”，影响人大哲学系一代学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的回忆中，张腾霄关于“又红又专”的一次讲话，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也影响了一代学者。
　　20世纪60年代初，人大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郑文林和一些学生提前毕业，与一批毕业生一起分在哲学系教研室当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张腾霄对这些青年助教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水平，苦读书、讲好课，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不久之后，随着“重提阶级斗争”的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被当成一个“事件”。他因为在哲学系走“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度受到批判。然而，这次讲话在青年教师中引起的震动也是持久的。郑文林说：“每天晚上，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