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校长柯炳生:大学仅仅去行政化是不够的

　　近来,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重点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行政化,不光是政府的事,也是需要每个大学管理者去做的事。这就需要每个大学管理者,都要对去行政化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把有关观念和关系理清楚。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教授。
　　
　　为什么大学的去行政化成为舆论焦点?
　　
　　记者:有关报道中,往往把行政化与行政级别混在一起讨论,把取消大学或者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的突出标志。行政化是我国的特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着社会上的各种公办机构看过去,满眼都是行政级别,大学或者其他各类学校不过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人们独对大学的行政级别问题特别关注?
　　柯炳生:细想起来,这里边可能有若干个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大众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高度重视,二是人们对大学教育现状极为不满意,三是认为行政化(以校长的行政级别为代表)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源。
　　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望子成龙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对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这种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的终极目标,是大学。大学前面的所有阶段,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基础和铺垫。对于绝大部分家长、学生和中小学校来说,高考是硬道理。大家都想上大学,上好大学,上重点大学,上名牌大学。然而,大部分人的实际情况总比期望差一些。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上了大学之后,毕业找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于是,人们的意见就很大。国家决策层认为创新人才缺乏,而老百姓则认为高考不公平,大学质量差。于是,就生出了种种对大学的不满意和责难。
　　不满意之后,就要追究原因。前些年,是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口号,让人感觉到学校都钻到钱眼里了,一切向钱看。这些年则是行政化。大众从各种媒体报道上的感觉是:大学从国家拿了很多钱,学费也收了不少,不缺钱了,但是,大学却不断出问题,包括学术道德问题,经济腐败问题,老师们都争着抢着当官(处长、院长、校长),不专心教书和做学问了。这种官本位思想对高等学府的熏染,损害了大学的育人环境,造成了教育质量较差。因此,高校的行政化,必须除之。而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就是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从舆论看,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相比较而言,对于科研部门、其他各种事业部门乃至寺庙和尚中广泛存在的行政级别问题,老百姓不是特别关心。因为,这些,与老百姓的直接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因此,人们就只盯住校长尤其是大学校长不放。此外,由于一些重点大学校长的任命中,后边专门带了个括弧,标明是副部长级。本意可能是想突显对这个学校的重视和这个学校的地位,可客观上,也起到了吸引公众眼球的效果。大学校长在取消行政级别的讨论中首当其冲,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学的现状到底怎么样?
　　
　　记者: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到底“糟糕”到何种程度了?从舆论上看,高等教育简直是一塌糊涂,批评大学的声音到处都是,包括社会,包括大学里的人,也包括一些大学的管理者。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所面对的舆论环境,从来没有这样差过。这不是某个大学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大学校长面临的问题。舆论指责所有的大学,指责所有的大学校长。我国的大学究竟怎么了?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到底发展的如何?是越来越差,还是越来越好?是成绩和进步为主,还是问题和退步为主?
　　柯炳生:这需要权威部门用事实和数据做一个回答,需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解读。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很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深入讨论的。去行政化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先弄清事情到底发展到多么糟糕的程度,然后再来弄清,行政化在其中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评价大学,是件很复杂的事。主观印象,不能算数,而应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通过对一些重要数据和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突出地表现在大学的三项主要职能上:人才培养、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
　　在培养学生数量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1998-2008的10年间,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由341万人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近5倍。在校研究生从20万人增加到120万人,也增长了5倍。而同期,教师的数量从41万人增加到124万人,增加了2倍;师生比从8人增加到16人,每个老师所承担的教学和培养工作量增加了1倍。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从1997年的9.8%,提高到2008年的23.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扩招是件好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巨大成绩:既符合效率原则,也符合公平原则。其中至少有四点理由:第一,每年扩招的500多万大学生,即便有就业困难问题,但是如果不上大学,就业会更困难。第二,大学生即便失业,再就业也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容易的多。第三,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足够的大学生,是做不到的。第四,即便不考虑就业问题,上大学本身,就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的需要。
　　在科技创新方面,国际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的数据,1999-2008年期间,高校发表的国际论文,从2.8万篇增加到20.5万篇,增长了6.3倍。并且,在全国发表国际论文中,高校的比例不断上升,由72%上升到85%。同期我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占国际论文总数的比例,从2.5%增加到11.5%,位次相应地从第9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主要功劳在于高校。2008 年我国表现不俗的论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该学科世界平均水平)数中,80%由高等学校贡献。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高校在创新性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大部分国际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因此,这也间接地显示出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事实上,在我国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都有高校的参与。如果不是我国近年来自己培养出了大批的高层次人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很难想像的。
　　国家科技大奖,是另一个重要指标,既是对创新性成果的认可,也是对科技成果服务于社会的肯定。根据对2001-2009年度国家重大科技奖项的统计,自然科学一等奖共5项,其中高校主报3项,占60%;技术发明一等奖共7项,其中高校主报4项,占57%。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合计90项,其中高校主报14项,占1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在基础性研究的创新成果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在应用性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常有一些微词见于媒体。但这些微词和指责,通常是笼统的和抽象的,最多止于个案。判断人才培养质量比较复杂,但是根据几个重要因素进行判断,我国的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从总体上看,应是不断提高和改善的。第一,师资队伍水平明显提高。从学历结构看,高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6%提高到44%;其中教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3%提高到61%。其中有不少是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学位。高校发表国际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也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高校教师学术水平评价的不断提高。高校职称评定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年前或者10年前可以评上教授的科研成果,现在可能连评副教授都不够。第二,国际论文中,大部分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也有少量本科生。国际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了更好的研究锻炼,具备了更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第三,学校的各种培养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包括教学条件、试验设施、信息网络以及国际交流等。第四,素质教育日益获得重视,高校根据国情和校情,进行了各有特色的改革与创新。第五,我国近年来取得的各种重大科技成就和举世瞩目的工程项目中,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已经成为骨干和带头人。假以时日,会有一批大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