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城市化社会中日本地域文化构建
摘要：城市化、现代化强化了日本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左右不同地区在产业发展、文化创造力、城市功能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随着超大城市圈、核心城市在金字塔式结构中引领作用的弱化，地域社会本土文化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它以自然景观、产业资源、社群纽带为依托，以现代化生活方式为基础，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资源转化和螺旋式提升，重构具有统合性的本土文化，为突破现代化的发展瓶颈提出新的文化范式。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地区差异;地域文化;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8-0001-05
0 前言
城市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创造、发展历史相伴而生。美国城市理论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语言文字和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表征，“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①
“城市化是以人为核心，以空间与环境资源利用为手段，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的社会、经济以及物质性设施的空间地域集聚体。”②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巨大的城市化。这一进程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随后欧洲、美国相继揭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序幕，到20世纪中叶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20世纪中叶以来，城市化在全世界普及，“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现代化目标”②。21世纪的今天，城市化、产业化、全球化的影响力相互交织，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使社会生活、文化建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
1 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与地区差异
城市化和现代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从全球来看，在城市化的全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与工业化的早、中、晚期大致相对应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②（1）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缓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率约为10%～30%。（2）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率约为30%～60%。（3）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趋缓甚至接近停滞的晚期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90%。③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中，大量人口由乡村流入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趋缓，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0%，进入城市化晚期阶段。本文按照这一时期的特点，称之为“高度城市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日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差异却日益明显。1935年日本非农业家庭与农业家庭收入比为1：0.37，1960年这一比值缩小为1：0.8，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972年日本农业家庭的收入甚至反超非农业家庭。2009年日本非农业家庭与农业家庭的收入比为1：0.82④。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2年受雇佣者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60.6万日元，同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农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406.4万日元，二者之比为1：0.88。由此可见，日本农业家庭和非农业家庭之间在收入上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战后的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日本农林水产省「農家経済調査報告」显示，2009年大阪府农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985.3万日元，而同年爱媛县农业家庭的收入仅为255.8万日元，二者的收入比值高达1：0.26，远远超过同年1：0.82的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减少地区差异，促进各地区的发展是日本现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地域社会的变化，探究地区发展、地域文化构建范式的路径。
日本的城市化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正中期，当时日本城市人口比例达到18%，说明日本城市化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1947年日本城市化率上升为33%。日本城市化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72%。
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日本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城市化率快速提升。这一时期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增长率明显超过其他地区，出现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的地区差异问题。1966年日本经济审议会明确指出高速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过密化、过疏化、地区差异问题成为地域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农林渔业为主地区的人口减少现象显著。由此可以看出，过疏问题和农林渔业的关系密切。因此如果对这类问题放任不管，资源的有效利用会受到危害，对农林渔业乃至整体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⑤从这一时期开始，被称为“地区格差”的地区差异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现，成为左右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城市发展速度放缓，但是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的人口总量仍持续增加。200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人口合计5600万，约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45%，但是东京和大阪、名古屋之间的差距明显。“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中吸收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的很多中小城市面临着人口减少和产业衰退的严重问题，即使是地区的中枢·核心城市，甚至三大都市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⑥。“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的垂直型国土构造的城市体系。因此，即便是处于日本第二位的大阪也无力改变局面，其所担负的部分城市功能被东京所替代”⑦。日本地區差异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
泡沫经济破灭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日本整体人口减少⑧、经济增长缓慢，2002以后政府对公共事业投资的大规模减少给对其依赖程度很高的地方经济带来很大打击，东京“一极集中”问题无法得到扭转，地区差异问题出现扩大化、长期化的趋势⑨。“地域格差”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等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内阁府世论调查从1989年开始设立有关“地域格差”的调查项目，其调查结果勾勒出该问题在日本日益严重的发展轨迹。同年，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峻的受访者约为14%。从1998年到2005年之间，持这一观点的民众数量维持在不足10%的水准，在世论调查涉及的25个社会问题中，“地域格差”问题平均位于第18位。这一时期，对“地域格差”问题的社会反响比较平稳。2006年成为“地域格差”问题激化的分水岭。同年12月“格差社会”一词入选日本U-CAN“新语·流行语”大奖，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在日本地方经济发展乏力的背景下，2008年的内阁府世论调查中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重的受调查者数量达到最高值32%。之后，除了2012年至2014年这三年以外，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重的受调查者数量一直维持在25%以上，2015年持该观点的受调查者人数从前一年的23.7%跃升到29.1%。2016年“地域格差”问题进入“三甲”，超过了“雇佣·劳动”和“物价”，2017年进而跃居到第二位。日本内阁府世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出2006年至今，日本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发展成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参照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