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对社会流动的作用

　　▲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院资助经费重点课题“构建和谐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研究”（06020148）的阶段性成果
　　◆ 中图分类号：G522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对正向社会流动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如何发挥这一机制的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因素，需要社会各阶层在利益方面的整合协调来实现。
　　关键词：高等教育成本补偿 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
　　
　　现代社会“不再由等级、身份来构成社会层级森严的停滞社会”，而是“由习惯、习俗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所构成的流动社会”。教育成为个人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和改变社会地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对社会流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如何实现社会阶层的正向流动，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协调来实现。
　　
　　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为：十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表1说明了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就业人员行业构成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群主要从事低收入行业（76.6％），而很少从事高收入行业（2.8%），接受教育层次最高的研究生从事中上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行业的占绝大的比例（60.1%），而占低收入比例的13.8%。即是说，教育层次演变为整个社会职业地位排序和社会分层，拉开了个人由于职业引起的收入差异，从而按照职业、收入、地位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对社会正向流动的催化作用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给社会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计划经济时代免费的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产生了一种用整个国家税收为高收入阶层学生支付教育成本的效应，把出身于高收入阶层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知识精英阶层和普通劳动者阶层并加以固定化，加上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成为政府巨大的财政包袱，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应声而出。
　　
　　从表2可以看出，实行招生并轨后，付费生的平均成绩低于并轨前国家计划招生的公费生，但高于市场调节部分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并轨前国家计划招生的公费生的比例在低收入阶层的分配（62.2%）比市场调节（59.4%）下降2.8%，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学生在公费生中的比例（16.8%）上升为18.5%，上升了1.7%。并轨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由并轨前的61.7%上升到了并轨后的66.1%，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的学生比例由并轨前的17.1%下降为14.2%。这说明在招生并轨和缴费上学后，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教育资本成为最有效的社会流动催化剂。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成为高等教育内部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面向市场的推进器，为中下阶层家庭的大学生迅速找到自己期望值的职业，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前提。社会中下层更关注社会垂直流动带来的个人地位的升迁，当高等教育要求个人承担相当一部分高教成本时候，关注的目光必然会投向个人的投资回报，这必然要求高校更加注重社会声誉，得到大众的社会心理认同，更加注重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和就业状况的改善。当家庭阶层出身烙印在社会流动中淡化和高等教育这种后致性因素推动阶层正向流动时，教育体制改革的优势才能彰显，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才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对社会正向流动的抑制作用
　　
　　（一）政府的成本补偿出现政策倾斜
　　首先，政府在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成本补偿通过对教育经费的直接投入和对大学生的资助中体现出来，但在实际操作上，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采取的是向重点大学和经济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 “211工程”，加大对“211”高校的投入力度；另外，不同地区、城乡、阶层之间在享有财政拨款方面差距不断加大。这不仅使各地区的教育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使我国中西部本来就拉大的经济差距随着东部对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双重吸引而增加，导致经济发达地区阶层正向流动比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相对容易。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倾斜行为固定化了原本就存在的高等学校的层级，并通过政府权威化的定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从而掩盖了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二）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差别性
　　不同阶层家庭子女在高校层级类型和地区分布的差异性进一步弱化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在部属院校、地方本科院校、专科学校中，农民阶层的子弟在专科院校层次的比例最大。不同类型院校在收取学费和对学生资助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985”高校和“211工程”高校的收费水平明显低于一般院校，净支付也明显少于一般院校；而来自中低收入群体占多数的一般院校，实行的是相对“高学费加低资助”的政策，在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分担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实际上承受了较高的高等教育个人费用。社会分层体系通过影响高等教育的政策倾斜而有效实现自身的阶层封闭和自我循环，产生一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态效应”，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不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做法显然是这一“分层－教育－分层”链条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不同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下，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上差别悬殊。师范院校、农林地质类和第二、三层次高校中主要集中了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高收入阶层子女主要集中在综合性高校和以工程为主的高校；在专业选择上，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主要选择文史哲、教育学、理学、农林地矿工程与农学等被认为是冷门的专业，而高收入阶层更倾向选择外语、新闻传播艺术、管理经济法律与医学等社会上热门的专业。除了因为热门专业录取分数线比冷门专业高，高收入阶层子女由先赋经济条件、居住区域及知识经济意识等原因在考分上有优势外，还在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下，热门专业收费远远高于冷门专业，低收入阶层家庭对学费的上扬更加敏感。且随着高教收费的上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扩大的趋势越来越大，这就是说，低收入阶层关注的首先是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然后才是专业的选择上，而高收入阶层子女首先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内容和过程的选择，他们更在意获得什么专业的学习。如果考虑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那么，对低收入阶层子女来说，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一种奢侈消费，热门专业的高收费更给原本就拮据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种在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下催生出的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就主要按照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专业选择排序的现象，就转化为高校内部一个新的教育阶层并得到强化。
　　（三）教育阶层转化为社会阶层的职业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