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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等教育券政策的比较分析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11-21 06:05:28     阅读:


  摘要:“教育券”作为一种新颖的教育政策工具在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得到运用。通过比较发现,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政策的决策程序与合法性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两国高等教育券政策不同走向的原因所在。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券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增强政策的开放性以及政府和高校的市场回应性。
  关键词: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券;比较分析
  
  “教育券”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策略,其核心涵义是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位学生,学生可以不受学区限制选择学校,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教育券作为一种具有全新治理理念的政策工具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入手,通过强化其选择权而在教育服务中巧妙地植入市场机制。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券”在很多国家得到应用,特别是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取得很好的成效,并作为“市场本位的改革策略”与“标准本位的学校改革策略”以及“全校改革策略”一起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相互竞争的三种策略。
  五十年后,“教育券”作为一种新颖的教育政策工具而登陆中国,最早在浙江长兴与湖北监利等地的基础教育领域实施。随后,浙江和上海闵行区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券”制度。我国的高等教育券是对美国模式的借鉴,但在实施的背景、过程、方案、策略等方面都与美国的“教育券”不同,其效果也必然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券经历了半个世纪而逐步完善和拓展,正发挥着积极的政策工具作用,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券却在“嫁接”过程中遭遇诸多阻碍,其政策工具的作用尚难显现。因此,分析中美两国影响高等教育券政策运行效果的政策环境和关键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美高等教育券的发展演变
  
  “GI法案”作为一个深远影响的社会政策立法,是美国高等教育券之滥觞。为解决“二战”后退伍兵的安置难题,罗斯福总统1943年的“炉边谈话”接受了退伍军人要求的“提供由政府出资接受进一步教育或职业训练的机会”等建议;1944年,参议院、众议院以及罗斯福总统分别批准了《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即“GI法案”),为1600万美军战后的退伍安置提供保障。该法案“向男女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训练,或者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不但免交每学年不超过500美元的学费,而且有权在学习期间按月领取生活补贴” [1] 。据此,数百万的退伍军人离开了当时紧张的就业市场,选择了高等教育。在峰值年份的1947年,退伍军人占了49%的高校招生份额;到1956年原GI法案结束时止,1600万“二战”老兵中的780万参加了高等教育或相关培训计划,占参战人数的48.7%。 [2] 1984年,《蒙哥马利士兵法案》继承了原《军人权利法案》的灵魂,该法案规定,退伍军人在10年内每个月能获得672-800美元(最多36000美元)的资助来支付长达4年的全日制学习。至今,1800多万退伍军人参加了该资助的教育计划,投入达到700亿美元,占政府对后义务教育和培训资助大约一半的经费。
  美国的另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券政策是1980年以来的“佩尔奖学金计划”(the Federal Pell Grants)。该计划由联邦政府确认资助对象,使他们就读合格的市民学院、大学或技术学院,他们可以作为本科学生攻读大学的技术证书或者文凭;或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水平的大学学位等的学生每年可以得到一次400美元到4050美元不等的资助金。同时,美国政府为了更好的培养和留住人才,与佩尔奖学金密切配合的两个高等教育券政策相继出笼。如2006年的学术竞争力补助金计划(the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为一年级本科生提供最多750美元和二年级本科学生最高为1300美元的资助;国家智能奖学金计划(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ccess to Retain Talent Grant)为三、四年级本科生提供最多4000美元的资助,而2008年佩尔助学金对每名学生资助的数额也由现在的550美元提升至4600美元。2007-2008年度最高佩尔补助金为4310美元,2008-2009年度最高佩尔补助金将达到4731美元。这些补充计划与佩尔奖学金一起形成了相互关联的、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券的政策体系,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520万名左右)的大学生能够获得这笔助学金。
  与“GI法案”和“佩尔奖学金计划”不同,科罗拉多州的“大学机会奖学金”(College Opportunity Fund,简称COF)直接发放给高校。为了走出高等教育资金需求不断攀升的困境,美国科罗拉多州在2005年秋季正式实施高等教育券计划。政府对高等学校不再直接拨款,给每个居住在该州的公民一份教育券,学生注册进入参加该计划的高校后,通过州学生贷款项目,相关资金按照各高校学生入学人数的多少进行分配。进入公立大学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年2400美元面值的教育券;申请进入政府指定的三所私立大学的学生,可以得到每年1200美元面值的教育券。这是美国历史上除了“GI法案”外,又一个以高等教育为对象的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争议众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计划和教育券实践。科罗拉多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全州范围内应用教育券的州。
  高等教育券在我国运用的历史很短。为了鼓励考生积极报考优秀民办高校,同时扶持具有潜力的民办高校快速发展,2004年4月1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先锋网联合部分民办高校共同发起设立国内第一个具有民间性质、面向全国、不受地域限制的民办高等学校“教育券”计划——“先锋教育券”。“先锋教育券”面值500元,向参与该计划的民办学校当年就读学生发放,北京的中国管理软件学院、浙江的浙江宇翔外国语专修学院和浙江西子理工专修学院等十余所民办高校成为“先锋教育券”首批发起和参与单位。
  2007年秋季,上海闵行区政府为了救助贫困家庭的高中、大学教育难题而出台了具有“教育券”思想的《闵行区户籍低保家庭子女减免学费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实施办法》。根据规定,就读普通全日制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不含民办)的贫困学生,在向学校提出补助申请后,如果学费支出仍有不足,可以按受助后补差的方法,享受到闵行区政府每年5000元以内的学费资助。凡符合资助条件的低保家庭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社会救助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确认后可获得由区民政局和教育局联合印制的实名制“助学券”。
  
  二、中美高等教育券的政策环境差异
  
  美国政策科学学家安德森认为,政策行动的要求产生于政策环境,并从政策环境传到政治系统。政策环境是影响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例如政治状况、经济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教育状况、法律状况、人口状况、科技状况、国防状况等在内的社会环境。政策的社会环境对公共政策起着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制约甚至决定作用。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券的政策环境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的差异
  高等教育券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机制,它赋予了家长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方面使他们得以逃离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另一方面使公共教育资金控制在家长手中,每个学生在进入他所选择的学校时,同时也带去了一笔公共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券制度颠覆了“政府→院校”这一传统的资源配置体制,代之以“政府→学生→院校”的消费者为轴心的资源流动模式,从而将教育消费者在教育供求体系中的地位由被动接受的角色转为资源流向及流量大小的实际决定者。教育券的概念背后是一种典型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资助机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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