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和“童怀周”

　　197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贴满了天安门广场。年底，作者所在的大学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在民间印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时间“童怀周”之名响遍全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
　　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1000人。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但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
　　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看到点苗头，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珮云的，还是针对谁，大家还是一头雾水。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全院很快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6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汤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的群众运动很快又如火如荼地搞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态势。
　　“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全是大肥肉）了。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可是在公布打倒刘少奇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刘少奇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江青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的。
　　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江青集团的又一个恶行。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镇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其中一个在对院里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搭在桌上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
　　按当时流行的逻辑，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可她偏偏哭着说：“是我用钱买的。”
　　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
　　可她偏偏又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
　　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一心要她说出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
　　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
　　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江青等人的恶行影响所及，闹出许多笑话。我们学院有个总务处长，过去在部队时，为林彪站岗放哨。一天，他与一些同志读报纸，看见上面宣传说，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意之间冒了几句：“林彪哪里健康呀，他是见不得太阳的，汽车都要开进屋子里才出来，又怕阳光又怕风。”这个同志说这些话，顶多是有点虚荣浮夸，摆摆自己有点在林彪身边的经历罢了。可有人把他这些话向上级作了反映，他又跟院革委会另一位常委不和，立即被专案组立了专案，打成恶毒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一三事件”以后，传达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情，按说，这位原来的总务处长该解放出来了吧，结果不然，专案组又揪住人家，强令这个林彪的老警卫员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搞阴谋的。说这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大事，不交代不行。这位同志十分委屈地说：“我为林彪站岗那段，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和副主席呢！我在外面站岗，哪知道谁来了，谈了些什么呀？”“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交代他们的阴谋活动啊！”这位总务处长，最后终于被逼成半身不遂，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