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连载）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包括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0-27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司徒雷登毕竟是中国通，他的比较非常准确，评价也恰如其分。
　　“弃武从教”的原因
　　张伯苓祖籍山东，1876年清明节出生于天津。据说他的祖辈曾在大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稍有积蓄后在天津开了一个店铺。因生意兴旺，其祖父和父亲都选择了弃商习儒的科举之路。不幸的是，二人多次应考都屡试不中，张家也因此走向衰败。尽管如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却酷爱音乐，因擅长琵琶，有“琵琶张”之誉。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说“张家的家道，随着张久庵的弹拨声，逐渐破落下来。”（同上，第11页）但是胡适不这样看，他颇为同情地说：张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学生维持生活。”（同上，第94页）到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还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
　　张伯苓从小性情刚直，聪明过人，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里面楼台掩映，花木参差，环境幽雅，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在学堂的几年，是张伯苓无忧无虑、奋发学习的时候。他是学校的高才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这所学堂，他学到许多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受到严格的注重实用技术的训练。可以说，这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按照学堂规定，学生修业期满，要上船实习一年。然而当张伯苓将要实习的时候，突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看到北洋舰队的实力虽然比日本海军还要强，却被对方打得一败涂地，就连实习的军舰也没有留下一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家等候。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通济轮是战后幸存的一艘练习船，经过甲午海战，船上官兵士气低落，官不管兵、兵不管舰的状况非常严重。一些老兵给他讲述黄海大战的情景，再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清朝海军完全失望。
　　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刘公岛是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在那里，张伯苓亲眼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使他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对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产生怀疑，也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被彻底粉碎。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同上，第95页）
　　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怀念张伯苓校长》一文中说：“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家馆里教授西学，然后1904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吴敬琏自选集》第615-61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吴敬琏是张伯苓晚年的学生，他听到老校长讲述这段经历，仍然感到非常震撼，可见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
　　从“严氏家馆”到南开大学
　　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以后，遇到一位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吴敬琏所说的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1901年，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张伯苓同时在王氏家馆兼课。1903年，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并购买教学仪器。第二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4年10月，拟议中的“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该学堂第一期招收70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一开始，学堂设在严家偏院，三个大房间当教室，一个小房间当办公室，大厅供集会使用。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一百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因当局要求校名必须表明经济来源，遂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学堂附设高级师范班，陶孟和等成绩优异者为师范班学生，同时在学校代课，实行半教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