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日学生对中国美术教育模式的改革

　　摘 要：在“明治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日本传统美术教育领域引入西画知识，兴办美术学校，逐渐实现近代化，这一过程对改革近代中国美术教育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国内文化领域认识到美术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在西式美术教育模式浸淫下的留日学生则是实施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内部形成“全盘西化”和“中西并行”两派改革理念。联系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及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改革语境，对中日近代美术教育领域具体改革举措进行研究，从而明确近代留日学生对中国美术教育改革的贡献，帮助建构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史。
　　关键词：近代留日学生;中国美术教育;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2-0063-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2.011
　　“留学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中最富有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1]近代中国美术领域能改头换面，与西方接轨，得以实现现代化，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美术教育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近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美术改革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不容置喙。
　　近代中国美术留学生多赴欧美国家和日本学习。其中，留日美术学生享有特殊地位，原因是他们在习得西方美术理论和方法之外，还不自觉吸收了日本西化改革的经验，这对当时中国美术领域改革具有借鉴意义。自清末至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出于失和状态，直至现代，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大多学者仍认定近代日本向中国传输文化的举动别有居心，导致近代留日美术学生的历史地位长期边缘化，这一群体所作贡献的价值没有得到相应评价。据史料记载，从1902年留日潮开启到1949年留日潮走低，在前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留日中国美术生达到三百多人，超过赴其他国家留学的美术留学生人数总和。这一群体归国后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将在日本所见所学应用于中国近代师范学校美术课程的设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开办和美术知识推广等事业，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以近代中日美术教育改革语境为研究背景，以中国美术教育改革前后变化为线索，研究日本西式美术教育模式对留日学生美术教育改革观念之形成，和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明确近代留日学生对中国美术教育领域改革的贡献，帮助建构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史。
　　一、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改革开端
　　中国近代以前的美术教育模式基本以师徒制为主，“从师问业，私家相授”[2]的方式有利有弊，且利弊之间呈因果关系。传统美术教育模式是导致传统美术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末以来，大量中国美术学生出国求学，目的是习得西方先进画学，以应用于中国美术改革，美术教育具有传承功能，是美术改革事业中的基石，引起当时留学归来的美术学生及国内知识分子的重视。
　　（一）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模式
　　师徒制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出现最早、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教育形式，其形成基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中国画注重性灵个性表现的特质。师徒制教育模式具有两个特点，且由此衍生出弊端。
　　1.重视伦理传承
　　“亲师合一”是传统伦理观念渗入师徒制教育模式的结果。据《礼记·王制》记载，手工业从事人员须“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3]，意为不能从事其它行业，不会升官，走出乡里不可与士人交往，故手工业从事者的技艺只能通过亲缘关系传承，表明亲缘师徒制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子承父业”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屡见不鲜，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代画坛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父子作品风格一脉相承。即便无亲缘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师徒制中多见的“一对一”关系和排他性使师徒关系更加紧密，方便老师了解学生之间的程度差异，帮助学生表达个性。但同时易导致门户之见，技艺传承陷入封闭状态，易走向衰落。
　　2.忽视理论教学
　　陈师曾有言，“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4]中国画的创作要素要求画家先修身，国画“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的传播方式赋予师徒制“言传身教”的特点，伴随此特点出现一个问题，即理论学习在学画过程中常被忽视，且这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的學画方式使国画缺乏创新精神，落入窠臼。但临摹不是国画衰落的症结所在，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临摹。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对“摹古”的批评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即武断地否定临摹存在的必要性，以西画技法学习取代中国画的基本功学习，忽视了中国画形成要素。
　　中国画理论在古代已有相关著述，但其中品鉴类著作较多，纯粹教授绘画技法的教材类著作较少。品鉴类著作中，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流传甚广，书中提出评鉴绘画优劣的“六法”，其中，“气韵生动”占据六法之首，此后，中唐书法家及评论家张怀瓘提出“神”“妙”“能”三品之说来区分书法家的水平高低，三品依次递进，“妙之企神，非徒步骤，能之仰妙，又甚归随”[5]。晚唐朱景玄在此基础上另立“逸”品，谓“不拘前人法度，纵情恣意，随手而作，不期然而然，无目的又合目的的创作状态。”[6]
　　上述中国古代画论，都传递了对中国画一致的评鉴观，即对画外之意的重视，这和师徒制教育模式形成互蕴关系，沿袭至近代国门打开、清政府实施新政之时。
　　（二）日本近代美术教育模式
　　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开启了日本近代美术史。此前，日本沿袭中国对“艺术”的定义——技术、技艺，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西周将西方“Liberalarts”一词引入日本，翻译为“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文学、音乐、舞蹈和戏剧，相当于今天对“艺术”所下的定义。可见，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已引进了“艺术”一词的现代概念，“全盘西化”不忘注重细节，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