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多重面相的呈现及其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时事新报》创办时间长达42年，横跨整个民国时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相。《时事新报》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报纸，经历过从拥袁到反袁、从拥蒋到反蒋再到拥蒋等复杂变化。《时事新报》以编制著称，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冲破劣势跃至上海报界第三。张竹平在接盘《时事新报》后，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欲将该报发展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商业化大报。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旋转门现象始终普遍、报纸内容定位庞杂是《时事新报》之所以呈现多重面相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时事新报》 报人群体 民营报纸 多重面相
　　《时事新报》是民国时期上海“四大报”之一，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与《时报》时常不分伯仲。但是，相较于其他报纸，《时事新报》却显得非常特殊。该报几乎与民国时期各个党派都有干系，游走在媒体与政治、经济之间。它大搞经营，宣称“只做上海报界的第三”，同时，开辟多个文化专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要成为“文化界的商业报纸”。它民报官身，是政治性报纸，但又宣称是文化类产品、商业报刊。梁启超称其为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字林西报》称誉它是“最良又最有势力之华字报纸”。传统新闻史教科书评价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以政论和编制见长。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多色标签使得该报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多重面相。
　　一、多重面相之呈现
　　（一）政客乎？
　　纵观《时事新报》历史发展全过程，可见该报带有浓厚政治色彩，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复杂的报纸。更由于鲁迅对《时事新报》的批评等原因，长期以来，该报甚至被认为是一张反动的报纸。
　　该报之初的基本政治倾向就是变法改良。《时事新报》的主要报人黄溯初、张云雷、张君劢、张东荪、潘公弼等都是拥护梁启超的。《时事新报》先是进步党的工具，后又成为了研究系的喉舌，从拥袁到反袁，从宣传社会主义到反对社会主义，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
　　五四时期，《时事新报》的著名综合性副刊《学灯》顺应潮流传播马克思主义，曾译载过关于俄国革命、列宁的重要文章和革命事迹以及唯物史观等有关内容，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新运动发挥了较为进步的启蒙作用，享有盛誉。但是，《时事新报》后来在张东荪的主持下又攻击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攻击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时事新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题为《孙文死矣》的社评，激起了各界民众的愤慨，报馆也遭到炸弹的袭击。
　　正是由于《时事新报》与政治派别联系极为密切，且政治立场又总是摇摆不定，《上海报》曾有一篇评价上海六大报的文章，称《时事新报》之态度，“一如政客之八面玲珑”，“故时事新报为政客化”，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其的嘲弄和鄙夷。
　　《时事新报》在成为财政部机关报和国民党控制下的党报后更是褪去了民营报纸的本色。这一时期，多路官僚政客充斥其问，“你方唱罢我登台”，在《时事新报》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风云争霸。馆内人员变动也十分频繁。报人在政治立场上有左中右之分，也有CC系、军统和青帮的人。即使在孔系内部，也有主战派、亲日派。《时事新报》管理人员或来自孔派或与孔家有着密切关系，总体上是维护孔的利益，充当着他们的代理人。
　　张万里主持报务其问，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过问报纸编辑工作的，但若涉及与孔家有关的问题，他就要求替孔家讲话。有一次，《大公报》有篇社论批评法币通货膨胀，老百姓日子难过。当时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掌管财政、金融的头号人物，张万里便觉得这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就约集了几个御用文人，在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声称没有通货膨胀，以此为孔祥熙辩护。②政客、帮凶的嘴脸更是暴露无遗。
　　（二）报乎？
　　在上海报界，《申报》《新闻报》两家基础稳固，实力雄厚，收入颇丰。《时事新报》《时报》《商报》都处于劣势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谁能夺得第三把交椅成为二三流报刊角逐的目标？《时事新报》利用时机，破除以往常规，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跃上了第三位。1931年8月的全国日报销量统计数据显示：《申报》和《新闻报》发行量均为15万份，《时事新报》为5万份，《大公报》和《时报》只有3.5万份。
　　在报纸的编辑史上，《时事新报》多有改革可取之处。在1911年5月15日，《时事新报》上登载的《时事新报特别广告》中声称在更名《时事新报》后，“并改良形式，以为更新之纪念”。接着该报就从“分科编辑”“延揽专家”“添聘访员”“调查世界事件”“引起政党言论”“研究学术”“摘印要闻”等几方面对报纸的编辑方针作了调整。到1919年，该报又从7月1日起采用了轮转印报机，使该报跨人先进报业的行列。
　　曾同邵飘萍一起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的潘公弼，在回国后参加该报的工作，提出过“办报应求全盘业务平衡发展”的办报方针。后来，潘公弼一度转入《京报》任总编辑，但因《京报》被查封而入狱，获释后南返，再入《时事新报》，先后担任过总编辑、总经理职务。“而《时事新报》饮誉报坛的若干重要的革新，都与潘氏有关。”在总经理黄群敦促和授权下，潘公弼兼顾编辑、营业二部，统一事权，力爭营业自给，改变现状，并宣扬“营业本位”的办报主张，不靠政党津贴，要求报馆人员把报纸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潘公弼在报刊业务工作上进行了多项革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加强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运动时的《学灯》副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成为中国报业史上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也使该报的声望在报业界中备受关注，奠定了该报在报坛上的一席之地。第二，该报增设外勤记者，采访本地新闻，打破了几十年来包办本地新闻传递消息，探听内幕的“公雇访员制”即“老枪访员”制度。第三，改善报纸的版面编排，首倡“专栏新闻”的编辑方式。1916年10月10日即开辟了“上海黑幕”专栏。《时事新报》的“教育界”“工商之友”“运动世界”等栏目比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创办的都早。第四，利用战时增印“号外”扩大影响。当时，政局变动很大，军阀混战加剧，江浙问也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时事新报》在此之际，出动尽可能多的内外勤人员，分路出发采访战地新闻，有的还深入前线摄影，特写、专稿、访问记，并配置地图，一齐刊载，情景较为逼真，引人注目。与此同时，编辑部、排字房和发行科配备人员值班守候，一遇战况发生变化，便立即将获得的有关新闻，加紧编印“号外”发售，市民争相购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