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陈淑

　　一
　　七八年前回家乡杭州出差，住里西湖边上的新新饭店。打开房间里那本宣传画册，看到一张大约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是竺可桢夫妇、李四光夫妇在饭店的阳台上观赏湖光山色。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对笑呵呵的夫妇，但是画册上没有写明他们是谁。“这不是丁公公和丁婆婆吗？”我对自己说。小时候就知道，丁婆婆旧游多，她是这两对学界伉俪的媒人。
　　丁婆婆姓陈名淑，字允仪，无锡人，一八九一年生，《西滢闲话》作者陈源的堂姐。记忆中的她健谈喜乐，稍胖，一张方脸很有须眉气，嗓音洪亮，我分辨不出她说的究竟是无锡话还是苏州话，反正吴侬软语经她说出来也是掷地有声。丁婆婆毕业于天津官办的北洋女师（傅增湘任学堂监督，总教习吕碧城），辛亥时在上海参加过女子北伐团。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部分学生在几位浙江籍兼任教师策动下“驱杨倒章”（拙作《校风失坠之际的“饭碗问题”》探讨过女师大这次运动的真实起因，原文载2016年5月15日《上海书评》），丁婆婆是该校教师，从她的角度来看这次风潮，也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不过她是绝对料不到运动策划者那些高明手段的。有一本关于女师大学潮的小书写于“文革”期间，杨荫榆被妖魔化了。丁婆婆一九二七年回到江苏，任苏州女子学校校长。十几年前，我在苏州旧书店看到一本民国图书，封面上盖着“陈淑赠”的印章，大概是发给学生的奖品，可惜没买下。丁婆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离开教育界，以“家庭妇女”的身份终老。但是她一直结交很广。一九七三年夏，报纸登载了章士钊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丁婆婆闻讯到庆春街邮局给章含之发唁电。这事我印象颇深。
　　丁公公叫丁绪贤，前清秀才，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年留英，可能回国与丁婆婆结了婚，再于一九一一年赴伦敦大学攻读化学，丁婆婆稍后出国，在同校读英国文学。一九一七年两人回到北京，分别就职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王学珍、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史料》记载，丁公公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住址为光明殿西红门二号。他的代表作《化学史通考》就是他执教北大时撰写的（现已收入“中国文库”第五辑）。三十年代末，丁公公加入已经西迁的浙江大学化学系，在遵义永兴的湄潭镇生活了六年多。我祖父是浙大总务科做财务的，父亲是独子，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翌年结婚并由杭州电厂转入浙大机械系当助教，年底就随着学校播迁。“逃难”路上不安定，我母亲怀的第一个孩子流产。浙大西迁的过程中祖父和父亲两家一直同住，在湄潭的六年多时间里与丁家是隔壁邻居。那栋L形的二层砖木楼房当时共住十三家，现在保存得很好。我的三个哥哥在丁公公和丁婆婆友爱的关注下成长，大哥宜山（生于广西宜山）还记得在丁家的门槛上爬进爬出。浙大当年有“湄江吟社”。湄江是纵贯湄潭的湘江支流，也是我二哥的名字。一九四○年，我祖父服务浙大三十年，校方颁发一块刻有“勤劳坚忍”四字的盾形纪念牌，以示褒奖。当时有小规模的庆贺活动，丁公公必定是写了贺诗的。浙江巡抚增韫一九一○年十一月底获准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一九一一年三月该校正式开学，校名后改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即浙大前身之一），校址为杭州蒲场巷报国寺，许炳堃任校长。我祖父在学校创办时就是成员，所谓的“服务本校垂三十年”是这样算出来的。一九一九年杭州成立报国工业会，颇有联合同志发展民族工业之意，许炳堃被推选为会长。《报国工业会会刊》第一期刊有朱苍许文章《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之沿革》，是浙大校史中一份比较珍贵的文献。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还可以在庆春街我们称为“老浙大”的地方看到一些建于清末民初的甲种工业学校二层校舍。
　　杭州的浙大宿舍建德村建成于一九四七年，丁家住在丙种的最南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浙大从城内迁老和山下新校区，丁家搬到求是村去了，丁公公也在那时退休。求是村一套是三室一厅，有卫生设备，住起来比建德村舒适。“文革”开始后，两老不得已移家刀茅巷珠碧弄二十五号的浙大年轻教师宿舍，住房仅一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儿子旅美化学家丁普生先生要回国探亲，浙大因“外事需要”给丁公公增加一间，但是这两个房间是不相连的。一九六六年我祖父母也让出建德村甲种一号的楼上，与我们同住十二号。珠碧弄离建德村很近，两家经常走动。丁婆婆说话中气足，丁公公脾气极好，在旁点头称是，他们是妇唱夫随。
　　小时候曾听丁婆婆讲起李四光原名仲揆，十四岁时报考某校，填表时误将年龄写在姓名栏内，发现错误，不得已将“十”扩展为“李”，保留“四”，又增添了一个“光”字。三年前我写论文《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门查阅《李四光年谱续编》，看到这一记载：“（1921年）年初，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丁绪贤（1885-1978，字庶为，安徽阜阳人，著名化学家、化学史家）的夫人陈淑（无锡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介绍，李四光认识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许淑彬（与陈淑同乡）。”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李四光和许淑彬在北京举行结婚典礼，由蔡元培担任证婚人，丁公公和丁婆婆必定坐在婚礼的主桌。新婚夫妇住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丁婆婆在女师大或许是教英文的。一九七一年，她从祖父那里知道我在翻看“文革”前中学英语课本，就要我学着念“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她说了好几遍，我跟得结结巴巴。我三哥临安是杭大外文系六七屆毕业生，丁婆婆夸他的英文发音好（“伦敦音”），甚至还想再做一次月下老人。临安一九四四年生于湄潭，祖父相信避居贵州毕竟是临时的，盼望国家早日收复失地，回到杭州（南宋时称临安），故给他第三个孙子取名临安。
　　二
　　杨绛先生在《怀念陈衡哲》中提到过一件趣事：“一次，我家门房奉命雇四头驴子。因为胡适到了苏州，要来看望我爸爸，而我家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可是苏州是个很保守的城市。由我家走上胥门城墙，还需经过一段街道。苏州街上，男人也不骑驴，路上行人必定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唯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