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学术述略

　　[摘 要]来新夏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是最后一代1949年之前完成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三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本文将其七十多年治学历程，划分为启蒙、奠基、鼎盛、升华四个时期，剖析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其通过“衰年变法”实现的自身学术超越，对当代学人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来新夏;三学;学术思想;衰年变法
　　来新夏先生（1923—2014）是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并在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纵横三学”
　　2018年9月12日作者向来新夏夫人焦静宜问询，此说最早出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书赠来新夏条幅，具体年月已难于考实。的著名学者。来新夏离休之后，又致力于学术随笔的写作，短小精悍且又纵横捭阖，将其毕生学术之精髓播撒给普罗大众，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种质的超越，延续和升华了个人的学术生命。来新夏的学术兴趣广，史料繁，开掘深，全面评价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此谨就个人阅读和了解，作一些印象式述评——前人关注较多的这里从略从简，而对学者着墨尚少之处則稍为详述，以期使人们认识一个更加立体本色的学术的来新夏。
　　来新夏，号弢盦，斋名邃谷。祖籍浙江省萧山县长河乡（今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1923年生于杭州市中城三元坊。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垣、张星烺、余嘉锡等先生。1949年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的研究生，专门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及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并长期兼任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直属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直至离世。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等。
　　来新夏在南开大学分校和总校先后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学系并担任主任，还任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鉴于其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卓越业绩，在相关学术领域的众多优秀成果和推动国际交流所作出的努力，2002年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CALA）特别授予其“杰出贡献奖”。
　　来新夏治学黾勉勤奋，去世前夕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著述可谓林林总总，在诸多领域都有着开创性的成果，如历史学方面的《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等;方志学方面的《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文献学方面的《古典目录学》《中国图书事业史》《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其晚年大量撰写学术随笔，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来新夏书话》《出枥集》《只眼看人》《邃谷师友》等二十余种。
　　代表性书影
　　来新夏1940年前后读高中时，即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学术生涯综计超过七十年，这在当代学人中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这七十多年的治学经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48年之前的启蒙期，1949年至1978年的奠基期，1979年至1996年的鼎盛期，1997年至2014年的升华期。下面就从这四个时期入手，对来新夏的学术作简略概述。
　　一、启蒙期：传统文化的砥砺（1948年之前）
　　来新夏是最后一代在1949年之前完成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一代人1949年以后大都经历坎坷，但因他们比较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学术基础扎实牢固，学术眼光宏阔深远，因此不少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入学术盛期。来新夏的早期学术启蒙就是在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双重引领下完成的。
　　（一）祖父的启蒙
　　来氏是长河望族，门第书香不断，家学渊源有自。“长河是该地区最早居民聚集点，来氏从南宋以来一直是这里的大族，出了不少读书人和官员，有九厅十三堂的设置，至今尚遗存有光裕堂和绪昌堂等祖屋。我祖父长期在绪昌堂居住。我就是萧山来氏二十六世孙。”
　　来新夏：《烟雨平生·我的家庭》，《80后》，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来新夏的祖父来裕恂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对来新夏的学术事业有着重要影响。在接受媒体访谈和有关文字中，来新夏屡屡提到这一点。来裕恂（1873—1962），字雨生，号匏园。少攻经史诸子，光绪十六年（1890）在杭州西湖诂经精舍肄业，得经学大师俞樾青睐，称其颇通许郑之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次年主横滨中华学校教务。旋归国，应蔡元培之约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927年，以浙江省民政厅长马叙伦征荐，出任绍兴县县长。然因不善敛财逢迎，在职仅六个月即辞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撰有《汉文典》《中国文学史》《萧山县志稿》《易经通论》《匏园诗集》《匏园诗集续集》《杭州玉皇山志》等。来裕恂认为“读书种子应传砚”
　　来裕恂：《六月十一日接家书知初八日添孙喜而赋此》，《匏园诗集》卷三十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72页。，因此对长孙来新夏精心培养。在祖父的监督与教诲下，来新夏受到了比较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1927年春节，来新夏刚刚五岁即发蒙读书，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序，朝诵夕读，一年半卒业。来裕恂不但给来新夏讲解“三百千千”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传授地方掌故与名人逸事，还让来新夏拿市面上的粗陋读本与好的版本对读，以提高文献鉴别能力。来新夏后来涉足方志学和文献学两大领域，与来裕恂撰写《萧山县志稿》及版本目录学启蒙教育可谓密切相关。
　　来新夏回忆道：“我是祖父的长孙，生活上备受宠爱，但他对我的教育很严格。七岁以前，我一直随侍在祖父的身边，从祖父读书。第一课是接受传统的蒙学教育。祖父虽属于新派人物，但对传统的启蒙教育依然是一丝不苟。他强制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按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甚至采取‘跪香’的办法来强迫我跪在那里来完成日课，一支香点完必须背出几行几段。当时，我感到十分苦恼和无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为什么一位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非要如此苛求儿孙们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的老辈苦心。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言而有物，谈吐不俗，又颇感得益于这段‘幼而学’的启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