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小故事

　　花卷风波
　　1942年，我13岁，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上学。国立西北师范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为收容沦陷区逃亡到大后方的学生建立的学校之一。这些学校不收学费，且吃住全包，俗称全公费学校。
　　说是吃住全包，但条件之差，绝非现在的青年人所能想象。住的房子是我们这些最小12岁最大不过十五六岁的学生自己打地基、搬石头、和泥砌墙、上房泥建成的。房屋面积很小，高、宽约2.5米，靠墙的一面用土坯砌成床架，上铺一条长长的床板，25个左右的学生睡在这样的通铺上，窗子是用纸糊的，不能保暖，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苦熬。夏天蚊蝇肆虐，整年虱子漫延，无法消除，疥疮流行，几乎人人都被感染。
　　说起伙食，那就更差劲了。政府拨的伙食费，是完全能够供应给我们较好的伙食的，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们每顿饭都吃不饱，还要学生自己轮流做饭，包括从井中打水、担水，用柴烧水，擀面条和蒸馍。我们每班45个学生，每三个人为一组，男女、大小同学搭配，三个人做一天饭，15天轮流一次，叫“值日生”。当值日生那天不上课，耽误的课程自己补。我们都喜欢当值日生，因为那天自己做饭，吃饭不定量，可以吃饱。
　　那时临夏县没有电灯。煤油、汽油叫石油，少而价昂，我们学校晚上自习，照的是菜油灯，每四个学生一盏。菜油由学校供应，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了油灯中的油可以吃，于是我们等添完油后，就把油倒出一半甚至更多，集中到一个瓶子里，当晚交给第二天的值日生，早上卷成花卷，比馒头好吃多了。这样就导致学校灯油供应量猛增，引起了总务部门的注意。总务长叫杨隆植，临夏人，他到市场上买了一些石油，掺和到灯油中。我们不知道，照样行事，卷了花卷。那时，没有食堂，值日生把蒸笼摆放在院子里的地上，学生们上完早操，拿上碗筷，围着蒸笼蹲下来吃饭，满院子都是梅花瓣一样一圈一圈吃饭的学生，场面很壮观。那天学生们刚一吃花卷，都惊叫起来，花卷一股煤油味儿，根本不能吃。同学们就知道是有人故意在灯油中掺入了石油，但是有苦说不出，只好挨着饿去上课。这时有一个临潭籍的学生叫惠孔多，因为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任课老师叫他到总务处去领试卷。他去领，杨隆植就说：“为什么不领馒头，而要领‘卷子’？”（当地方言，把花卷叫卷子，试卷也叫卷子）惠孔多哭丧着脸回来，告诉同学们杨隆植的嘲笑。同学们被激怒了，几个临潭籍大同学商量要教训这个“贪污犯”一顿。我们知道杨隆植下班后要出学校后门，走过几块麦田回家。好几个大同学就埋伏在麦田的渠道中，派我们几个小同学侦察杨隆植的动向。当杨隆植走向麦田时，我们发出信号，大同学从沟渠中一跃而出，将他包围起来，打倒在地。学校派了几个工友把他抬回家中，他家向临夏专员公署报了案，专署派来一群警察把为首的临潭籍学生杨德铭、陈仰曾带走了。
　　这件事在全校引起了一场风波，老师们大多不满校领导和总务部门的贪污行为，同情学生受剥削、吃不饱、吃不好，谴责杨隆植等在灯油中掺石油，损害学生，没有用教育和改进灯油供应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学生群起打人，虽然犯法犯规，但事出有因，要教育为先，恳请专署放人。杨隆植的亲信却企图挑起临夏学生和临潭学生间的斗争，把事情闹大，从中取利。一时盛传临夏学生要打临潭学生，大同学们分头做临夏籍学生的工作，特别是做通了两位在学校有影响的临夏籍老师的工作，由他们出面向临夏籍学生做工作。两位老师一出面，事情就好解决了，毕竟临夏学生也是“石油花卷”事件的受害者。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终于流产，两地学生和好如初。
　　临潭籍一位同学打听到专署的何专员是临潭一位绅士的朋友，这位同学手中恰好有一张绅士的名片，就拿着名片去找专员，请求放人。何专员也听到西北师范学校几位教师恳求放人的呼声，就把在专署的拘留所里待了三天的两位同学放了出来，“请学校严加教育”。暑假时，两位同学又各收到学校“勒令退学”的通知，转学到岷县农校去了。我后来也转学到岷县农校，跳了一级，成了他们的同班同学。
　　吃鸽蛋
　　我在西北师范学院上学时，临夏城市井整齐、商业发达，当地居民回、汉杂处。八坊一带的回民善于经商，八坊堪称商贸中心，成为内地与藏区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临夏餐饮业水平相当高，远近闻名，小餐馆和饮食摊也清洁雅致，饭菜可口，价位低廉。我们这些穷学生，一学期到八坊的餐馆里打几次“牙祭”，改善生活，享受口福。总是四五个人或七八个人同去，一来是大家同去热闹，二来是临夏当时餐馆的习俗是不管你吃什么，都先送小菜，一个人两碟，两个人四碟，四个人八碟，花样不重复。这些小菜，味道可口，人多就可以品尝更多的小菜。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同去，有人提议我们去大点的餐馆吃米饭炒菜。那时点菜没有菜单，由堂倌口报，不报价格，吃完再算账。报的菜中有一个鸽蛋，一位同学提议尝一下，另外还点了四菜一汤。我看到堂倌在我们点鸽蛋时，诡谲地笑了一下，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上菜后，鸽蛋确是好菜，一大盘子，上面全是鸽蛋，下面鹿角菜、海带等垫底，味道鲜美。吃完一算账，傻眼了，一共34元！堂倌说鸽蛋25元。大家把带在身上的钱集中起来才十五六元，根本不够。堂倌见我们是大学堂的，通融我们把钱凑够再送来。当时临夏人把西北师范学院称为大学堂，能慷然赊账，也代表了群众对大学堂的信任和当时人情的厚道。我们出了餐馆，互相指责不该点鸽蛋，其实大家当时都没有反对。到了南门，碰见一位同学叫张国仁，他父亲经商，家中有钱，当时他正好到邮局取了30元钱，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他，向他借钱，先去付账，到学校后再凑钱还他。后来我们打听到，当时临夏的有钱人正兴吃鸽蛋，马步青就有专门养鸽子的“鸽子副官”。我们这些穷学生，竟然跑到餐馆去吃鸽蛋。这次遭遇，使我们几个人一个学期没有到八坊去“打牙祭”。
　　遭劫之一
　　虽说旧社会土匪的“职业道德”有不抢这学生一条，但我们还是遭遇了两次抢劫。
　　第一次在买吾草原。1943年，甘南农民在王仲甲率领下，武装造反，占据了莲花山一带作根据地，我们便不再走这条路。春节前回家，改道甘南草原，途经临夏溯大夏河、土门关、完尕滩、卡甲、买吾草原、完科洛、旧城，最后到新城。在兰州和临洮上学的学生，也改走甘南，到临夏和我们汇合后一同前行。这使我们的队伍空前庞大，有四五十人。大家都背着10多斤重的锅盔，穿越藏区回家。正好那年我得了奖学金，给家里买了一个铜洗脸盆挂在包袱上，财产比往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