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娃河畔起步

　　记得，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国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老校长刘佛年教授曾为我们班同学所办的学术壁报题名为“学步”。现在回顾，我的学术人生正是从丽娃河畔起步，由一个怀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成了一位致力于外国教育研究的学者。2015年12月，我的《在世界范围内寻觅现代教育智慧》一书还被列入了“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非常美丽，被公认为上海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一。其之所以美丽，就因为校园里有一条名字很好听的河——丽娃河。整个校园以丽娃河为界，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部分。河东的那些建筑是早年大夏大学的旧址，河西的那些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三大馆等。古希腊有个智慧女神的故事，因此，这条丽娃河也被华东师大学人看作“智慧之源”。就是在这样漂亮而又智慧的校园里，从预科到大学本科毕业，我一共待了七年时间。在我的心中，我把丽娃河视为剑桥大学的剑河。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住在河西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穿过丽娃河，到河东的文史楼教室上课。我们仿佛每天都能从中得到智慧的滋养。
　　由于对学校教育的兴趣，我选择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大学的学术殿堂又提供了如此广阔的领域。通过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的学习，我逐渐走进了教育科学的殿堂。专业学习的兴趣、奋发努力的信念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使我不断前行。在华东师范大学这所教育部重点院校里，有许多国内教育学术界的一些学术大师和知名教授。在那个年代，教授们都给本科生上课。那时，教育系知名教授有：刘佛年、萧承慎、朱有献、赵祥麟、沈灌群、沈百英、赵廷为、常道直、瞿葆奎、张家祥、朱有献、邵瑞珍等。在他们的潜心教学和谆谆教导下，我们既学到了专业的知识，也培养了学术的理念，更感悟了学者的人格。
　　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使得当时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子们大都抱着好学的态度，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下课继续刻苦钻研，并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仔细阅看各种相关参考书籍和资料。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在专业学习上汲取了营养，得到了成长。尽管当时所读的教科书不少是苏联教育学者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视野的拓宽，但在教授主讲的整个学习过程中，还是使我们学到了专业学习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搜集资料的方法以及撰写文章的方法等。此外，现在看来，那些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如小学见习听课、教育调查以及农村劳动和调查等，对我后来的大学教学工作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二
　　我与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三所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所大学的教学工作，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深化了我的学术研究，拓展了我的教育视野，实践了我的学术人生。
　　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大学教学工作时间最长的学校。从20岁毕业留校工作起，我与华东师范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我曾担任过3届工农兵学员班的讲课工作;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后，我又先后承担过14届本科生的外国教育史等课程教学工作。应该说，从教学工作中，我不仅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而且也使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还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1991年起招收硕士生，共招收9届（其中有一名圭亚那留学生）。在这些硕士生中，后来有10人在高校工作，其中5人读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从2001年起又招收博士生，共招收4届。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西方大学培养博士生的模式，在开设相关学位课程的同时，更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除外，我还教过各种类型的课程，例如，全校公共选修课程、夜大课程、函授课程、自考课程、高校助教进修课程以及在职硕士课程等。这些学生虽然程度有差别，但我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
　　南京师范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1年。因为该校加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研究教育史）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冯增俊教授（研究比较教育学）、苏州大学的周川教授（研究高等教育学）一起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从2001年起，我共招收了5届博士生。虽然我是兼职博士生导师，但我对博士生的教学工作一点也不敢懈怠，对博士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培养这些博士生的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有机会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进行学习研讨活动。应该说，这种校际交流使博士生的学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浙江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5年2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退休后。同年3月，我作为签约教授应聘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并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在浙江大学的十年中，除讲授一些专业课程，我从2007年起招收了2届博士生。浙江大学是全国著名大学之一，在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风的浙江大学平台上，我作为一位签约教授更感受到了责任和要求。在教育学院领导的关心以及其他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粗略统计，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大约40篇论文，主编和合编了大约16本著作（包括教材），主编了“杜威教育丛书”（3本），合作主编了“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4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10本）。
　　三
　　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我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当我走进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后，正是他们的引领和指导，不仅激起了我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兴趣，而且使我积累了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经验。在这些学术前辈中，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赵祥麟教授，河北大学的滕大春教授，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教授、金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一教授、吴式颖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任种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李文奎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戴本博教授等。
　　赵祥麟教授是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留校工作后的教研室资深教授。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最直接的学术指导和最多的学术帮助。我受到了赵老的学术思想影响，也参加了他主持的很多研究项目，特别是他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四卷本工作。赵老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后辈的友爱关怀，都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我。记得，1985年赵祥麟教授带领我们教研室老师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条目时，我被分配撰写“慈善学校”和“贝尔-兰开斯特制”两条条目，一共大约1600字。我对赵老说：希望能够多写一点条目。赵老回答;你把这两条条目写好就不容易了，因为词典条目的撰写需要慢慢地磨炼。这件事情虽小，但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在学术研究上，确实需要慢慢地积累，而来不得急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