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的考辨

　　[摘 要]
　　1920年8月22日，“八个发起人”组织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之前，已召开多次会议，戴宅秘密会议即为其中一次或几次会议。出席戴宅秘密会议与出席正式成立会的人员不同，“八个发起人”名单有待进一步查考。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戴宅秘密会议；八个发起人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4-0009-03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指导下，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提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1]在1921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代表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及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来准备社会革命。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后，它才采用现在的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当建议改变此组织的名称时，那些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2]依据建团文件，“八个发起人”应是指1920年8月22日参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的八位人员，但两份文件都没有提及八位建团人员姓名。“八个发起人”在建团史上意义重大，但是“八个发起人”在团史上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1957年1月[3]，李彦、罗征敬曾就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关问题采访施存统，施存统回忆说：“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得，即是张太雷）在内。”[4]施存统虽已回想不起“八个发起人”的姓名，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建团“八个发起人”的说法流传已久，而且上世纪50年代已经很难明确“八个发起人”的姓名。
　　较早谈到建团人员姓名的是1932年仿鲁写的《清算陈独秀》（下称仿文）一文，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过程：“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斯主义之干部。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松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其后，各方志士周佛海、张闻天、李达、卜士畸、罗觉（即罗亦农）、澎湃、陈为人、李农志（即李立三）、袁达时、傅大年、恽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国外归来，会集于外国语学社，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而酝酿以成……社会主义青年团，至开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之个性较强者如袁振英、李绰均退出，费哲民等欲加入而不可得矣。”[5]
　　仿文开列了参与戴宅秘密会议的人员名单：陈独秀、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共计十位。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明确戴宅秘密会议的时间。仿鲁在写作此文时，应参考了坂西多郎在劳动月刊发表的文章，查找坂西多郎的这篇文章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坂西的这篇文章目前尚未发现。
　　袁振英是参与建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中谈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刊载了《袁振英的回忆》一文，这篇文章实际成文于1964年，系由钟宁羽、陈登才访问袁振英，陈登才整理完成的。整理者说，访问过程中，袁振英提供书面回忆材料多篇。[6]2014年出版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一书，收有袁振英于1958年所作《中国共产党小组（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7]一文（笔者推断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实际应为1958年。文中提及“前年在北京死去的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谭平山”，谭平山去世于1956年，由此可知文章的成文时间为1958年）。将袁振英所作前后两篇文章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的部分比对后，发现两者内容基本一致，只有两点不同，即开会的时间与参会人员名单不同。《中国共产党小组（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记述为：“我回国过沪，看见了陈独秀，他便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共产党党纲亦由戴氏起草。当时法界当局对革命党的行动极为注意，上海的流氓密探等也常常有勒诈的行为。便由张继和柏文蔚二人出头，与法界有关系的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为团址，并筹办一个外国语学校，挂起一个招牌，以避法帝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耳目。我担任英文一科，我又与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负责。但这种组织还是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不是纯然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所以当时曾推定了我和陈独秀、张崧年、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和杨明斋，筹备《共产党》月刊，出版了许多期。当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还有日人坂西太郎和韩人柏克、安氏等参加。坂西曾在日本劳动月刊上，完全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的组织情形登载出来。后来各方面的革命同志，如恽代英、李農志、彭湃、罗觉、李达、张闻天、周佛海、陈为人、袁远时、傅大年等均由各省或各国归来，集中于外国语学校，便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也因此渐渐地酝酿而成立了。”[8]《袁振英的回忆》一文表述为：“一九二〇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底）、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及俄国代表到戴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已有学者指出《袁振英的回忆》上述描述的错误之处，袁振英当年7月抵达上海，李达、刘少奇等人5月后才到上海的。[9]《中国共产党小组（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应是袁振英提供给钟宁羽、陈登才的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