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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对科学信息传播的思考

无忧文档网    时间: 2019-09-02 06:18:29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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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Web2.0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固定的自上而下的科学信息传播方式,公众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碎片化”“去中心化”和科学信息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为了走出这种困境,曾国屏等人提出的“生活科学”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仅有新的科学规范是不足的,还必须坚持组织的“一中心”“多中心”和“无中心”的互补与结合,在新媒体环境下倡导科学技术文化本性的回归。
  关键词:科学信息传播;新媒体;生活科学;组织多元化;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26-02
  一、背景: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信息传受关系的重建
  传统的科学信息传受关系的研究学者们所援引的理论多是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e)。媒体依赖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没有直接的生活经验或其他消息来源进行理解时,他对该媒体的信息依赖程度会相当高。个人越是依赖媒体,媒体对个人行为意愿的影响就越大。
  媒体依赖理论所建立的基础是传统媒体,在传统媒体中,科学信息由单一的传播者独立决定。但随着新媒体的逐步创新发展,传统传播者的地位逐渐下降,原本的传受层次结构开始解体[1]。
  在新媒体发展初期(Web1.0),互联网是科学信息的提供者,公众通过浏览特定网站获取特定信息。作为新旧媒体交接阶段,Web1.0的科学信息传播者依旧是传统媒体传播者,是高社会层次的精英人士。精英人士掌握科学信息传播的话语权,科学信息的内容由一方单独决定,公众只是单向接受信息的接受者。
  在Web2.0,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向单一的,以维基百科为例,它代表了非精英阶层开始在科学技术领域对话语权的争夺。维基百科没有绝对正确的条目,而是始终处于修正和跟进的状态下,每一个用户即是科学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撰写具有开放性。此外,依靠博客等社会网络,科学信息的书写日益平民化。网络成为了信息提供的媒介,人与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人-人互动性大大增强。
  尽管目前我们仍然处于Web2.0成熟发展阶段,但Web3.0的概念已被提出。Web2.0的发展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科学信息的传播者,会导致科学信息数量冗杂、质量良莠不齐、内容真假不定的情况,所以Web3.0赋予了大众监督者的角色,帮助筛选和举报虚假信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用户通过网络获取科学信息的同时,其信息输出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整个科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主体意识慢慢增强。
  二、困境:新媒体环境下“去中心化”的局限
  Web2.0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中心权力”,去中心化使得科学信息传播的局面更动态、多级、复杂。在系统思维角度来看,Web2.0环境下不同传播者(接受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这种去中心化的无序带来了自由、自主和创新,但同时这种无序也造成了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信息的碎片化和科学传播的“个人主义”。由于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者不再是封闭的,而是离散的,并且传播者多以虚拟的身份在网络上活动,每一个传播者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还组成了不同的群体,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这种去中心化的分化推翻了占据主流地位的支配话语,每个人的信息传播不受地域、文化、身份和知识的限制,传播“个人主义”的特点非常鲜明[2]。尽管新媒体这种去中心化和科学传播的“个人主义”丰富了科学信息的种类,扩大了科学信息传播的范围,但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唯点击率不可”,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信息的传播同样面临真假难分、追求噱头的困境。
  在法国哲学家莫兰的复杂性思想中,组织是一个核心概念,系统是外部表现,组织是内部实质。组织的高度复杂性表现在它们同时是无中心的(以无政府的方式通过自发的相互作用运转)、多中心的(即拥有几个控制和组织的中心)和一中心的(即同时还有一个最高的决策中心)[3]。根据莫兰的观点,新媒体环境下强调 “无中心”(去中心化)的开放与自由的同时,仍然必须有“一中心”和“多中心”的存在。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三组矛盾的概念可以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三者可以共同存在,而且这里的“一中心”不是主导型的存在,也不是自组织意义上的序参量的存在,而是服务型的存在。曾国屏等人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与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相比,生活科学的特点恰好与“一中心”的服务型特点相吻合。
  三、希望:新媒体环境下新科学规范的提出
  生活科学具有“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关联(Basic living demands)”“强调可用性和直接感知(Availability and perception)”“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Social knowledge)”“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Cultural tradition)”五个特征,简记为BASIC。与默顿的学院科学、齐曼的后学院科学相比较,三种不同的科学规范下,科学信息的传播和科普都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如表2[4])。
  学院科学对应着传统媒体时期,在CUDOS规范的指导下,科学被宣扬为客觀、伟大的形象,从为人们谋幸福的角度渲染科学的“工具价值”,民众被动地、无保留地“信任”科学。后学院科学则相应地处于Web1.0时期,在PLACE规范的指导下,科学信息传播的内容更多样,不仅着眼于作为知识的和方法的科学,还关注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联系。而生活科学的理论恰好与当下Web2.0科学信息的传播特点相吻合。人们群众作为参与者、传播者,进入到科学信息传播的开始和中间环节中,强调公众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只需要公众,而是强调主体的多样性,不同层级主体的多样性。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自由参与科学信息的传播形成了“无中心”的传播,但由于公众和自媒体传播科学信息的局限性,还需要科学共同体和主流传媒(如央视)发挥“多中心”控制和组织的作用,当自发的科学信息传播发生偏差时能够及时处理和调控,同时也要适当引导公众和自媒体对科学信息传播的方向走向正道。除此之外,政府还要继续发挥最高决策中心(一中心)的作用,只是角色地位发生改变,如政府的角色从主导型转变为服务型。(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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