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形成背景分析

　　摘要：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以“国家伦理概念”为前提，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与德国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工业革命时期积累的物质财富等因素有关，裴斯泰洛齐的“社会本位主义”教育思想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背景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乔治·凯兴斯泰纳（Geo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是德国19世纪国民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国民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究其他所倡导的国民教育，其主要含义就是教育要为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服务，要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该思想在德国以及西欧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主流。因此，研究凯兴斯泰纳的“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对了解当时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一）德国国民教育的历史传统
　　德国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开始在其新教地区的初等学校中用德语作为宗教语言进行授课，这被认为是德国进行国民教育的开端，因为正如施莱尔马赫说：“只有一种语言被牢固地植根于一个人。他只能完全地从属于一种语言，无论他后来学了多少语言……因为每一种语言均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用一种语言思考的事物绝不能在另一个事物中以相同的方式被重复……因此，如同教会或国家一样，语言是一种独特生活的表达，这种独特生活将一种语言共同体包括其内，并使这种语言共同体通过它得以发展。”①从而极大的加大了德国新教徒的民族凝聚力，而且“1619年，魏玛公国颁布的学校规章要求境内的教士和校长列出6-12岁男女儿童的名单，以便劝告拒送子女入学的家长履行其职责。必要时，甚至可由地方政府出面勒令家长履行。这个学校规章还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全年上学，除农业收获季节放假四周和教区节日与教会节日放数天假外，不得缺席一天，甚至不得缺席一小时。1642年，哥达的埃纳斯特公爵所颁布的著名的《学校规程》更是把儿童入学年龄提早到5岁。”②这就为所有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尤其是新教地区，这种强迫上学的教育模式的实行，使得更多的德国民众加大了对德语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德国民众的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除了加大对民众德语的学习比重外，德国政府也加大了对国民历史素养的培养力度。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于1872年10月15日制定和颁布的《普通初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的管理规章》，这个规章的主旨之一就是重视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学习技能的提高。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德国民众养成热爱祖国，为祖国贡献一切的奉献精神。
　　总之，德国政府在新教地区的初等学校中用德语授课，并加大对历史知识的传授，同时以法规的形式强化学生上学的方式，极大的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德国民众形成了一种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核心观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德国国民教育的现实需要
　　经过工业革命，德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13年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生铁为1933万吨，煤产量为1.9亿吨，钢产量为1900万吨。”③而且此时德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显著， “1870年，德国对外贸易只6亿马克，1913年猛增到20.9亿马克，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而德国在机器、电机制品、铁和染料的输出方面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德国的国外投资为300亿马克，而外国在德国的投资只有50亿马克。交通运输业也增加了2倍，1870年铁路干线只有21650公里，1913年增加63000公里。1900年前后，汉堡的货物运输量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而居世界第三位。”④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德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工业革命后德国经济的发展为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除了受到德国固有的“国民教育”传统和工业革命刺激下，经济迅速发展等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外，裴斯泰洛齐的“社会本位主义”教育思想理论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所谓裴斯泰洛齐的“社会本位主义”教育思想，就是社会本位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也就是说把社会和个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自由人，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并且只有通过培养人们的自尊、自信和自助精神，才能使国民真正的实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并且普鲁士政府大力宣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并多次派人到裴斯泰洛齐在布格多夫所创办的各类学校进行考察，汲取教学和管理经验，并于1805年在柏林创办了裴氏学校，以后又陆续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学校和教育孤儿院，这对凯兴斯泰纳近距离了解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契机。他在以后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都说要继承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事业，发扬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精神。
　　总之，凯兴斯泰纳“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既与其本国固有的“国民教育”思想教育和工业革命后经济的发展有关，和裴斯泰洛齐的“社会本位主义”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解
　　①［英］博伊德·金著，任宝祥、吴元训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②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
　　③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④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6页。
　　
　　
　　
　　参考文献：
　　［1］Von Sonja Levsen《 Elite, Mannlichkeit und Krieg: Tubinger und Cambridge Studenten 1900-1929》,Go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2006.
　　［2］Thomas Weber《Our friend“the enemy”: elite education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orld War》,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傅安洲、阮一帆、彭涛著，《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4］［德］凯兴斯泰纳著，郑惠卿选译，《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5］［德］凯兴斯泰纳著，《工作学校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
　　［6］［英］博伊德·金著，任宝祥、吴元训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7］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9］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10］［法］里昂耐尔·理查尔著，李末译：《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