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的全球竞争战略

　　作为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分析中一个有效分类，“金砖国家”尚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
　　任何能够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国家都不得不回答下列四个问题，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来自自身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
　　其一，国家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其二，如何在一个互相依赖同时又饱受冲突折磨的世界中追求本国目标？
　　其三，如何因应数字经济？
　　其四，为达到目的，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事实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可以协调成员国的内外政策，形成合力，并进而在国际关系中施展更大的影响力。要达成这些目标，金砖国家则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其一，进一步超越拥有相似地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国家集合的身份——领土广袤、人口庞大、经济繁荣、潜力巨大，这些因素既可以对金砖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活动起正面作用，也可以是分裂金砖国家集团的因素；
　　其二，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理解世界运作上发展出更精妙的构想，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其三，建立正规和常态化的机制，将各国商务、社会、政府等各界精英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统一的国际事务议程。
　　 不过，我们需要牢记至少到目前为止，金砖国家还不具备下列特点：
　　其一，金砖国家还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
　　其二，金砖国家既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其三，就人权、环境、国际和平、安全、贸易准则、在联合国或国际贸易组织（WTO）内的联合行动等问题而言，金砖国家只是在构筑共识平台方向上迈出了最初几步。
　　 因此，金砖国家必须了解它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和精英赢得哪些东西，它们想为世界提供哪些东西，并从世界得到哪些东西。而人们也不得不质问金砖国家：
　　它们是否有一个权力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繁荣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名望规划？
　　 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金砖国家的概念才能和应该如何建构未来世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这几个伟大的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它们成功地适应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即，在一个就业成为经济成败关键因素的世界里，这些国家落实了多种可行的发展战略，帮助自身经济不断提供当地含量（local content）。
　　 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从成功的当地含量提供者（local content provider）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和创新枢纽。
　　
　　竞争力冲突
　　当全球资本主义挣扎着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时，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潮流——即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纳建筑在所谓“当地含量主义（local contentism）”理念上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无论其起初目标是保护新兴工业、发展高科技，或者是建设成熟的制造业，这种做法正日益成为国家构筑其贸易和引资能力中最频繁使用的工具。
　　在全球层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范畴。汇率策略上的纷争只是一些辅助手段，而非决定性的战斗。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竞争力冲突”阶段。
　　为了抵消鼓励出口的汇率干预战略，许多意义模糊的“当地含量主义”伴随着各种防御性贸易政策发展了起来。当然，现在的“当地含量主义”和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很明显的不同。后者主要关注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旨在保护“民族”产业的问题，而前者则十分看重外来投资，并在更大范围内将政府采购作为诱饵，用以吸引投资。总之，“当地含量主义”的关键在“当地”，而不是“民族”。
　　金砖国家成功的“当地含量主义”措施早已将自身与传统的排外性保护主义手段区分了开来，后者在20世纪曾折磨了各国的经济政策。人们不再谈论工业资产的民族化，就好像财富不再以物理形式表现，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才干或知识密集化过程中一样。
　　最近美欧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地朝着“当地含量主义”运动的趋势。今年美法两国总统选举的主题不再聚焦自由市场，或是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转而关注创造就业等当地含量问题。
　　
　　中国巴西比较
　　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1978年以来其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当地含量主义”政策的产物：例如，其公私合作关系（PPP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成为了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跳板，国内（曾经）极度低廉的生产成本，进入世界最重要买方市场的特权，充满活力的商务外交（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中国贸易投资代表团分赴美国和欧洲）。
　　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度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产生了世界经济中实实在在的“日食”现象（即世界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编者注）。在美欧这两个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之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中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1971年的一场经济讨论会上，这个会议集中了大批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的战略学家和未来学家，会议的目的是预测中国和巴西的未来：
　　到2011年的时候，哪个国家的名义GDP总量更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哪个国家GDP总量的60％与国际贸易相关？
　　哪个国家会成为FDI的最大目的地？
　　在1971年，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南美巨人身处“巴西奇迹”的高潮，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那时，世界充满了对巴西的期待。而在同期，中国吸引世界关注的并非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是其充满了问题的生产。
　　然而，即便现在巴西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而全世界也对新兴市场的潜力充满敬畏，但事实上，2012年，巴西、印度、俄罗斯三个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中国一国相当。
　　那么在过去40年里，哪些事情促使中国获得了今天的突出地位？
　　 中巴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巴西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个“将指路灯挂在船尾”（有时甚至连灯都没有开）的历程，其发展缺乏引导；而中国则“朝着未来打开了指路明灯”。中国人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它们制定计划，选择一个发展模式后，就坚持不动。而巴西并非如此。
　　中国决定在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施展其权力和名望的影响力。它制订了一个建筑在对外贸易和吸引FDI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它推行并继续着计划生育政策，以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后者总量约占中国GDP的50％。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巴西宏观经济失序，这等于在巴西经济字典中删除了“长期”一词。巴西民众也因经济失序而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并不能被看作是为“国家计划”做出的牺牲，因为那时候的巴西根本没有全国性计划。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整合了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劳动法、廉价劳动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低税收政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而巴西却没有能够在过去40年里落实任何有助于发展其权力和名望的计划。
　　今天，巴西将国家发展计划和复兴计划混杂在了一起。巴西关注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和道路的建设——这是过去追赶现在的举措。事实上，巴西正在寻求“进口替代式工业化（ISI）”的沉默复兴，或说ISI2.0。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改变国家经济依赖农业和矿业的DNA。
　　20世纪两个时期的增长——即库比斯切克总统治下的“五年跃进五十年计划”时代（1956－1961），以及“巴西奇迹”时代（1967－197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ISI的结果。ISI使巴西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也成功地将巴西转化成了一个以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工业经济国。当然，汇率政策不清晰、工业垂直整合缺失，以及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也给巴西带去了ISI不受欢迎的两个“孪生姐妹”——通貨膨胀和外债高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