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校长郑强藏着一颗报恩的心

　　他曾因在贵大搞改革引争议，一些极具
　　个人色彩的演讲受学生欢迎
　　雷雨天气让从北京飞往杭州的班机延误了5个小时，长时间的等待让机上的乘客焦躁难耐，但对郑强来说，也许这是个难得的休息时间。
　　现在的郑强，已不再是网上所评价的“网红校长”“贵大强哥”“最有争议教授”了，数月前，他已经调离贵州大学校长的岗位，回到浙江大学，担任起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卸下一把手的重担，似乎可以轻松一些，但从他目前的日程安排上来看，并非如此。
　　在记者跟访郑强的两天里，他一刻也没闲过：7月6日参加浙大党委常委会直到傍晚；原以为可以稍作歇息，殊不知第二天一大早又有新生军训动员大会的任务落在他身上。午饭时的郑强已略显疲态，嗓子也发了炎，他的助理告诉记者，下午他还要接待来浙大访问的贵阳理工学院一行人。尽管如此忙碌，他凡事依旧亲力亲为：制作487张会议用的PPT、担任访问团参观浙大校史馆时的解说员……“这算什么，我在贵大时一天才睡4个小时，现在好多了。”郑强大咧咧一笑，并不在意。
　　他是典型的“劳碌命”，但劳碌带给他的，似乎不只是荣誉。
　　“我身上没有非议”
　　郑强是教育界的红人，他身上没有人们对教师固有的印象：谦和温厚、翩翩君子，而是贴着“言辞大胆”“雷厉风行”的标签。关于郑强的报道铺天盖地，最先让他进入大众视野的事情是2013年两会，他在贵州团审议报告时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直言不讳：“我们的那些好大学‘营养过剩’，一些穷的地方严重‘营养不足’。”
　　此后，每年的两会都能看到郑强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建言献策的身影，伴随而来的，还有频发的犀利言论。“贵大60多年从中央财政得到的钱，抵不过顶级大学3个月的钱。”“贵州的孩子都跑到外省读书去了，不回来了，这等于是穷人家好不容易把母鸡养肥，准备在家里下个蛋卖点钱，结果鸡都不在自己家下蛋，跑到别人家下去了。”“中央四大银行哪个不在贵州开分行？电信运营商哪个不到贵州开分店？两大石油巨头哪个不在贵州开加油站？为啥不办大学？”“我们国家的重点高校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份居然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这些率真大胆的言论，为他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但“人红是非多”，这个道理郑强比谁都懂，当他在贵大尽心尽力推进教育改革时，关于他的负面报道也时有出现。
　　“3年前，在贵州大学召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西装革履的郑强主持会议并宣布选举结果——郑强票数垫底。”“郑强首先对学校的树林下了手，砍掉了一些树。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熊出没》里爱砍树的光头强，郑强也落下一个‘光头强’的绰号。”“这些年，批评和赞扬始终伴随着郑强的校长生涯。一名学生评价说：毁誉参半。”……
　　对此，贵大专门做了一个辟谣短文——《关于近期新闻媒体对我校郑强校长报道的几点说明》，指出上述内容并不属实。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郑强同样不忘辟谣。
　　在贵大近年来的无记名投票测评中，郑强都是第一名，年终测评也是优秀。“在校园绿化上，有媒体把我描述得很专制，事实是现在被改造的地方成了师生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毁誉参半’是我最难理解的地方。”说到这里，郑强拿出手机点进信息页展示给记者，里面的内容多半是贵州大学师生对他的感激和不舍，“我连续被评为‘中国好校长’和‘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这些都是学生投的票，如果是毁誉参半，怎么可能当选？”
　　一年多以前，郑强的一段提到空姐的演讲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视频中他说：“为什么中国空姐要有研究生专业？不就是推个车倒个水吗？”“为什么在天上倒水的女孩要比地上倒水的长得漂亮？”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的郑强愁眉不展：“这是我多年前的视频，整个视频有3个多小时，如果你看完，就知道我讲的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没有任何诋毁空姐的意思。现在被人截取3分钟，完全是断章取义！”
　　“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
　　“没有非议这一说，如果不是媒体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和非议挂钩。就算有，我也不会在乎，一切由贵大师生评说。”
　　“贵大4年，头发全白了”
　　今年1月22日，浙大官方发布文件，教育部任命郑强为浙大党委副书记，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4年后，郑强调回浙大了。郑强往椅子靠背上一仰，摇头笑道：“2012年，我从浙大调去贵大任校长，那时我已是浙大党委副书记。浙大条件这么好，贵大条件那么差，杭州发达，贵州偏远，我为什么要去？很多人揣测我是先去挂职，回来好升官的。现在我调回来了，升官了吗？”
　　“那您为什么要去贵大？”
　　“我给你讲个故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了给国家保留知识精英，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贵州、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迁往贵州，在那里留下了7年的办学史，被称为‘文军长征’。”
　　“因此，贵州是浙大的第二故乡。浙大最牛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在杭州培养出来的。李政道、苏步青、王淦昌等人都出自那7年，我的两位恩师徐僖、冯新德教授也曾在贵州念书。”郑强略微激动道，“我是对口支援贵州的，完全出于自愿，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为了报恩。”
　　于是，在2012年6月1日，郑强前往贵大。4年过去，当初的大一新生转眼毕业，在他们提交毕业论文的同时，郑强也呈上了自己的“答卷”：在旁人不敢行动时，他追上贵州省委書记的车，争取到改善贵大基础设施的40多亿元专项建设资金；贵大博士毕业的师资，从4年前的17%提高到现在的33%；贵大教师申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他去之前的每年40多项，提高到2016年的107项；为推动民主治校，他制定《贵州大学章程》，设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
　　“你能想象吗，我刚到贵大时，那里没有校车，堂堂211大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校车！那里是山区，师生上下课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我去学生宿舍检查，发现女生宿舍的窗户没有窗帘，她们怎么更衣睡觉？更让我生气的是，学生考试作弊都是堂而皇之的！”说到这里，郑强连连叹气。在他的改革下，校车有了、窗帘装了、考绩抓了。后来，问题少了，郑强吃的药却多了。在贵大，他曾在办公室住过近半年。那时，他经常来不及吃早饭，导致肠胃不好，不停拉肚子，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给教职工订的体检套餐，他也一次没去过，“真的没时间去”。他的办公桌上，也曾散落着消炎药，收纳柜里，是一塑料箱瓶瓶罐罐的各式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