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言供需理论的中国当代英语教育政策分析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纵深发展，不同语种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日益重要，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将进一步迎合市场的发展和需要。基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语言供需理论为语言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时为语言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
　　[关键词]语言供应 语言需求 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4-0051-02
　　一、引言
　　在当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提高，人际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重要，而沟通的工具非语言莫属。就经济个体而言，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能力又集中表现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沟通能力，语言作为沟通的桥梁也就日益突显出其经济性。格林在考察语言的经济属性时把供求关系应用到语言上，并首次提出“语言类产品和服务（language-specific goods and services）”的概念。语言类产品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英语学习的热潮早已从我国沿海大城市蔓延到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偏远落后的县城，目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二、语言供需理论
　　首先，“供应”和“需求”并不适用于语言内部结构本身，而是适用于语言类的消费品或服务、非物质类商品或体现语言相关特征的生产要素（如英语电台、英语阅读资料等）。格林将其称为语言类商品（language-specific commodities）。[1] 因此，语言政策关注的是语言类产品的供应和需求，而非语言本身。
　　格林指出语言的供需即语言类商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在某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出售（购买）的商品量，并给出了影响语言供需的要素。[2]从需求来看，商品价格的变动、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可替代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改变（如税收），以及旨在改善人们对待目标语的态度或增进偏好而举办的宣传活动都会影响语言市场商品的需求。从供应来看，语言供应的成本和技术水平、生产者的预期目标会影响供应量。因此，政策选择的有效性不但取决于干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供求决定要素的值以及供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
　　描述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可用一种分析性很强的工具，即商品数量相对于市场价格而改变的敏感度。这两个数量都用百分比表示，其比率称为价格弹性。价格弹性对于供应双方都有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市场对语言类商品的需求对于价格改变不是很敏感，即存在刚性需求，那么即使某语种的少儿图书的价格大幅上涨，也不会导致父母购买该类图书的意愿下降，或者转而购买其他语种的同类书籍。反过来，市场价格猛跌对于需求者而言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这也就启发语言政策制定者，要想提高对某语种的需求，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供给对市场价格不敏感（即供给无弹性），这意味着即使某语种儿童图书的价格上涨，生产者也不会出版更多该语种的书，这时会出现对应的情况，即需求推动型措施无效。
　　三、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现状和问题
　　1978年以后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英语教育发展更快。1979年3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指出语种分布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提出“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1982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提出：“中学语种设置，从全国来讲，以英语为主。”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英语人才培养方案，这也就是多年来对英语教育盲目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3]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全民英语教育形势下被证明出很多学习者很少有接触英语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英语教育应属于英才教育（elite education）而不是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4]随意夸大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将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语言教育市场的紊乱。现今的教育体制错误地要求所有的受教育者都要接受英语教育而且历时整个国民教育系统无疑是人力、物力的浪费。
　　可以说，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覆盖大中小学英语教育的“一条龙”政策。[5] 关于这一问题，复旦大学的蔡基刚教授近期在《外语研究》201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制约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方向专业的因素分析》中已将问题很详细地作了分析，他尤其分析了高中英语和大学英语之间界限模糊，从而使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重复教育问题。[6] 在我国，中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大多数学生基本都在出生地完成中学教育。而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面临着重新择校，而又有一大部分学生是跨区域择校，学生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但由于英语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和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不同，我国整齐划一的教学大纲很难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也就使得我国英语教育的一条龙计划很难实现，无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浪费教学资源的现状。
　　四、对策
　　（一）在全面覆盖式的英语教学问题日益彰显时，我们有必要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语言政策分析方法评估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效果及其长远影响。制定语言政策时要考虑语言的内部经济性和外部需要及可能，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样要以市场为导向，辅之政策的宏观调控才能更有效地保证语言政策的科学性。政府可以把英语看成一种资源并将对英语的投资列入财政预算、决算的范畴。美国对外语教育投资和外语人才需求方面的精确预算和规划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哈蒙德在《华盛顿笔记》（Washington Notes）中对国会图书馆所需外语人才的数量和各个部门所需的外语技能都作了较详细的说明。[7] 如果我国政府部门和事业部门也能对各部门所需外语人才进行规划，并与教育部门的语言教育规划进行对接，同时把私人部门的需求留给市场自行调节，这就可以使外语教育走上一条方向明确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对外语教育有的放矢的培养目标来改变我国英语全民化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