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蒙书对当代语文教育的意义

　　摘 要:敦煌蒙书属于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其中很多关于语文教材的编撰与使用、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在梳理这样一批宝贵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其对当下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敦煌蒙书;古代语文教育;当代语文教育;敦煌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
　　
　　一、蒙书与敦煌蒙书
　　
　　“蒙”,在《辞源》中是这样解释的:“萌生。通‘萌’。易序卦:‘物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另一意思是:“幼稚。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对“蒙学”的解释是“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孙诒让《周礼政要教胄》:‘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体入学,其功课亦由普通蒙学,以升于师范专门。’”①所以古时8至15岁儿童的教育叫“蒙养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馆”;所使用的教材就叫蒙学教材,又称“蒙养书”、“小儿书”。由此可知,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它一般招收8岁至15岁的儿童入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蒙学创始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在秦汉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作文的教学,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为应举考试作准备,大多属于私学性质。②
　　《尚书》孔颖达《正义》中说:“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童蒙焉。”可见,蒙学阶段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要想完成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相应的教材,蒙学教材就顺其自然诞生了。因此,蒙学教材就是指蒙学阶段所用的教材,即通常所说的“蒙养书”或“小儿书”,它是我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编选,在村学、私塾、书馆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
　　敦煌蒙书是敦煌文献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③在这众多的文献中,约略有300卷是与蒙书有关的,总称为“敦煌蒙书”。
　　
　　二、敦煌蒙书的类型
　　
　　中国蒙书的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但所能看到的童蒙教育的教材大都是宋元以后的,唐、五代的童蒙教材,过去的史籍目录都较少记录。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5万多件写卷文书和少量刻本文书忽然出土,加上石窟壁画、彩绘雕塑的精美展现,顿时在世界范围产生研究的热潮,遂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以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在五、六万种的写经中,就有大批的蒙书,种类繁多,大部分都是唐、五代的写本,这就使我们在1000年之后,能够有幸再次看到唐代前后民间教育的情况,考察中国童蒙教材教育发展的脉络。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然而,100多年来,虽然敦煌学、敦煌蒙书研究很热,可真正把敦煌学与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著相结合、从文化教育和语文教育角度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志公先生早在1962年就出版过一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④的著作,附有《蒙学书目稿》一份,该书后来修订时有增补了许多内容,具有极好的研究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阿财、朱凤玉夫妇合著了两本有关敦煌教育的著作,一本是《敦煌蒙书研究》⑤,另一本是《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⑥。在《敦煌蒙书研究》的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中,所涉作者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省等几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论著共计94篇(部),而内容谈及语文教育、语文教材或出自教育类刊物、出版社的仅有13篇,占14%。郑阿财教授近来又编著了一部《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⑦,收录内容逾一万多条,有关敦煌地方教育方面,主要有李正宇的《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和《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等,前者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搜集敦煌文书中的学郎资料。
　　
　　如此珍贵的资料,却没有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材研究充分利用,实是可惜。虽然敦煌蒙书只是敦煌文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在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和语文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作为蒙学阶段使用课本的统称,实际上,每一本蒙学教材的内容选编和结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关于蒙学教材的类型目前有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法:一是从教材内容角度来分,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对宋代的蒙学教材的分类,将其分为综合性蒙学教材、道德类蒙学教材、历史类蒙学教材、诗词歌赋类蒙学教材、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蒙学教材五类;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将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分为:识字教学的教材、伦理道德的教材、历史教学的教材、诗歌教学的教材和以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二是从形式角度将其分为歌诀体、歌论体、散文体等,其中又将歌诀体按每句字数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和七言,以及一种弹词格式的歌诀体。⑧当然,上述分类都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蒙学教材多是综合性的合编教材,即识字写字、伦理道德、历史常识、自然常识等等众多内容集合在一本书中,只不过以某一种内容为主罢了。
　　
　　关于敦煌蒙书的分类,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先生研究得较细致,他们在《敦煌蒙书研究》中分为三大类,即识字类、知识类、德行类。其中,识字类蒙书又细分为综合性识字类(《千字文》等)、杂字类(《俗物要名林》等)、俗字类(《碎金》等)、习字类(《上大夫》等)四类;知识类蒙书细分为综合知识类(《杂抄》等)、历史知识类(《蒙求》等)、习文知识类(《兔园策府》等)、算术知识类(《九九乘法歌》)四类;德行类蒙书细分为一般类(《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家训类(《太公家教》等)、格言诗类(《一卷本王梵志诗》等)三类。
　　敦煌蒙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蒙学教材,如果以唐代为时间界限,笔者认为,敦煌蒙学教材从整体上看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唐以前编写,当时敦煌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唐时或之后新编写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后者又可根据教材内容分为五类:一是偏重思想教育,主要是封建思想教育类的,编辑形式是名言谚语,如《太公家教》等;二是侧重识字和知识,主要是历史知识类的,编辑形式是把典故编成韵语,如《兔园策府》、《蒙求》、《古贤集》等;三是专门的习字教材,这也是我国蒙学教材有别于其它母语教材的特有内容,如《上大夫》等;四是从体裁上看属于诗歌类的,内容是劝诫蒙童的,如《文场秀句》、《王梵志诗》等;五是蒙学阶段便于学习的工具书类,如《杂抄》、《俗务要名林》等。
　　
　　三、敦煌蒙书研究对当代语文教育的意义
　　
　　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现存古籍除简牍外,最早的只能见到北宋的印本,而藏经洞内则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写本原件。这些原件除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其与非文字文物相比,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全部出自当时人的记载,没有经过后人的增删改动,是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周谷诚在《传统蒙学丛书》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的。” ⑨作为蒙学教材的敦煌蒙书,其编写与使用的成功经验对当今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全面掌握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敦煌的写经跟一般文书的区别,是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可以说它是中国中古时期文化的活化石,是文化的遗迹。其内容不是纯粹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可以附带着提供我们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唐代的风俗、民俗种种。而它所展现的思想是与我们上层社会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不一样,它展现的是俗文化,这是一个在蒙书的文献价值以外的附带价值。” ⑩语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要想了解语文教育的发展全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真实状况来分析。但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前,我们只能看到宋元以来的童蒙教材。如《开蒙要训》是流传于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一种儿童识字教材,却在唐代之后突然消失,连史志目录似乎也没有相关的著录,幸好在敦煌蒙书中保存下40多件唐五代学郎抄写使用的《开蒙要训》。再比如,《杂抄》,又名《珠玉抄》、《随身宝》,在“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中开列当时教育的基本读本,以及好的注本,类似于我们今天课标“附录”中的“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