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塔煤矿瞒报事故 [煤矿瞒报事故行为查处探究]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煤矿发生事故，应当在1小时内报告上级有关部门。瞒报谎报按罚款上限，从重处罚。近年来，国家在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和事故查处方面力度不断加大，特别加强了对瞒报、迟报、谎报事故行为的查处。监管加强了，瞒报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逃避责任追究、减少经济损失仍是瞒报的主要原因。随着对煤矿事故查处力度的加大，事故成本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少数矿主心怀侥幸，不惜铤而走险，瞒报事故。同时在煤炭价格持续走高的前提下，矿主为减少停产整顿、关闭煤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煤矿发生事故后销毁证据、隐匿尸体、遣散人员，并以高额的赔偿进行善后处理等手段来组织瞒报。

巨额利润是瞒报最根本的原因。在矿主眼里，地下的煤就是钱，只要煤矿不停产、不关闭，什么险都敢冒，哪怕以身试法。

二、部分煤矿从业人员及家属纵容事故瞒报。瞒报事故的煤矿矿主通常以高出事故赔偿标准的经济赔偿作为“封口费”，在利益驱使下，煤矿从业人员及家属不仅不愿举报，还会形成“同盟”，故意帮助隐瞒事故。煤矿发生事故后，煤矿矿主一般是先行用金钱

“安抚”事故现场工人和参与抢救人员，遣散知情人，然后是联系死者家属来商量，协议按较低金额签，额外再拿出一定数额的钱来作为封口费，条件是不要把事情讲出去。部分家属将遇难矿工匆匆下葬，对调查人员谎称“人是病死的”，拒绝配合调查等。

三、扭曲的政绩观成为瞒报事故的另一原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建立完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与有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评定挂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被量化成为部门、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上下去留的“红绿灯”，一些领导干部怕影响政绩、升迁、奖励和被问责，就会出现包庇甚至参与瞒报。煤矿事故发生后，个别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人员与煤矿共同组织瞒报，转移遇难者尸体，伪造入井检身记录，销毁部分原始资料，捏造假象等等，导致调查结论出现了“车祸死”、“跌落死”、“病死”等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故原因。

四、查处不严或监察不力，让瞒报大行其道。部分地方监管人员组织所谓的调查组走形式，搞变通，不穷尽手段深入排查每一条可疑线索，敷衍应付了事，有的甚至策划、参与瞒报，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
上级部门组织核查时，矿主与遇难矿工家属、基层监管人员统一口径，故意回避问题，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

多管齐下遏制瞒报

只要有诱人的利润和相应的监管漏洞出现，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就会有矿难的瞒报行为。要彻底遏制瞒报，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第一，要彻底根治事故瞒报，必须严惩瞒报行为。只有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才能使人守法。瞒报行为发生后，必须在经济上进行重罚，使有关企业和老板“赔了夫人又折兵”，让瞒报的人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甚至倾家荡产；
要严格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下发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规定，将瞒报事故作为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对有关直接责任人按《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安全事故罪从重处罚；
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而监管失职的人员，追究其渎职责任。对瞒报的人，只有严厉制裁，才能有效遏制瞒报行为。

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受处理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原则，严厉打击瞒报事故行为。对铤而走险、隐瞒事故的当事人、参与者及逃匿的责任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煤矿企业要按上限实施处罚；
瞒报情节恶劣的依法予以关闭。

第二，加强惩治腐败的力度，彻底打掉矿主的“保护伞”。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斩断官矿利益链，坚决打碎“腐败利益同盟”，发现地方官员和监管人员及其亲属在煤矿参股入股的，应及时报告地方监察机关依法查处；
建立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机制，依靠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对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和“保护伞”进行追究。

第三，构建多种监督机制，让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监察机关不仅要在矿难发生后查处渎职、腐败，更应在矿难发生前，积极配合安全生产部门查处腐败，充分发挥事前预防作用，将腐败引发的矿难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有效监督，瞒报不可避免，应构建群众举报、媒体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把地方官员和煤矿企业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才会减少甚至杜绝瞒报。

实践证明，仅仅罚款是不行的，针对瞒报行为，必须更加严厉的进行打击，震慑矿主，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应鼓励和依靠群众举报，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使瞒报在阳光下无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