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摘要：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體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5-0039-0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提出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到了极为重要的新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法治建设水平对于国家整个法治化进程会产生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性，准确把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客观分析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切实做好基层治理工作。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必然性与理论阐释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势在必行。只有从全局的战略高度理解和把握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性，才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自觉性。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必然性
1.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保障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基层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曾提出“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1]。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更加关注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受到有效保护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程度。基层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好群众利益，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健全矛盾化解和依法维权机制，使人民群众能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能力。
2.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强保障。基层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基层的和谐关乎全社会的和谐。习近平深刻指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社会日益发生着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危及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产生。因此，政府必须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法律的权威地位，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正确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3.保障基层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基层治理法治化是解决基层改革发展问题的总开关。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不断变化，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基层治理复杂多变，存在大量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因此，运用法治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引导基层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的能力。实践证明，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转的重要条件，基层改革越深入，基层市场经济越发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法治。为充分发挥法治对基层改革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就必须要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阐释
顺应我国社会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党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成果对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1.由“管理”到“治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之路。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团体为维持和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进行组织、指导、规范、监督和调节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这是党的重要文献第一次使用“治理”概念。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的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下，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等多重行为主体通过平等合作、齐心协力，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2]。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社会自治、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本质特征是参与主体多元化、管理方式合作化、管理理念民主化、管理手段多样化。正如习近平所说，“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是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的社会管理必须走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管理的重心必须由“一元”的管理转移到“多元”的治理。
2.由“人治”到“法治”：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实行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和必然趋势。康德认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3]（p.8）一般认为，“人治是一种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4]（p.74）。人治大于法治，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各种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就会屡禁不止。法治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用法律和制度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人治社会中权高于法，在法治社会中法高于权。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普遍的约束力。任何社会成员都要接受法律的统治，不能置身于法律之上。法治不仅在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在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必依赖于法治。法治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离开法治轨道的社会治理，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和无序，最终会破坏社会的有序管理。法治是更为合理、更为进步的一种治国方式，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严格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关系民族前途、国家命运，也是党立身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