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她的童年在战乱辗转中度过；她正式上学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考试成绩是101分；她在新中国成立那年考入大学，是20世纪50年代哼唱着“红莓花儿开”的留苏女大学生；她是全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第一位招收硕士和博士的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外国教育史的老学科带头人；她是我们的老师的老师……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像磁石一般吸引我们，使我们走近这个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吴式颖先生。访谈在愉快而温馨的气氛中进行，吴先生微笑着，她说“我的历史也是历史选择和决定的，历史选择了我的历史”。就这样，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我的家乡
　　籍贯一般是指一个人祖居或出生的地方，故乡是指一个人出生或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家乡”或“老家”。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动荡，许多人的祖居地、出生地和长期居住地并不一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往往需要解说，不能简单回答。我的情况也如是。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时，我总回答，我的祖籍是安徽泾县，出生在河南信阳，长在湖南。是啊，三处都是我的家乡。我的祖籍是安徽泾县，但我的家人，除我以外，都没到过安徽（我到过泾县，是因为教育部五七干校在安徽凤阳）。我出生在信阳，我母亲是长沙人。抗战开始不久（我8岁时），我们全家逃难到湖南，此后再没回过信阳，所以我童年的许多记忆都在湖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定居长沙，为了简便，我就说我是湖南人。
　　我出生在1929年秋天，排行第四，父亲给我取名“爱珠”。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哥哥小时候病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小商人，我们一家还能维持温饱。那年，有军队南下途经信阳，向地方筹款，绅商商议动用贫民工厂基金，父亲坚决反对，遭到军队追捕，当时士兵把我家围起来，情况危急。母亲因为刚生下我，正坐月子，父亲情急之下躲进屋来。按照民间说法，外人进入坐月子者的屋里，对外人不吉利，于是士兵们忌讳，就没进母亲的房间搜捕，父亲因此逃过一劫，此事我曾听母亲和大姐说过好几回。因为父亲特别喜欢我，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我日后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
　　逃难八年
　　1937年，随着河南全境沦陷，街上尽是匆匆逃难的人，我随父母一同前往母亲的老家湖南。逃难之初，我们住在长沙，每次空袭来临，都会响起尖锐而急促的警报声，还伴随逃难者的尖叫声，这常令我们恐惧难安。警报解除的声响是缓缓的长鸣，好像人在长长地吁气，每次听到解除警报的声音，我们都庆幸自己还活着。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经常一早就跑到湘江对面的乡下。如果警报拉响时没来得及躲到河对面，日军的飞机来袭时我们就躲在家里的桌子下，以求安心。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如果轰炸真的降临，躲在桌子下根本没用。记得有一次，日军向农家的冬瓜架扔了炸弹，因为那块地里的冬瓜长得大，日军以为冬瓜架下面躲着人。
　　1944年，长沙局势紧张，全家为了躲避轰炸，从湖南逃到广西，再途经贵州到达重庆北碚，一路的见闻令人终生难忘。最初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由于日军不久逼近桂林，我们只好再次逃离。这次，我们没有买到坐票，全家挤在火车车厢厕所旁的过道里。不过当时我们觉得，能坐在车厢里已经很幸运，因为那时车厢顶上坐满逃难者。当火车穿过山洞时，会有人掉下来摔死，那样的画面现在想来都让人颤栗。火车里人多、拥挤，杂乱、肮脏，疾病流行，不时有人因疾病或饥饿而死去，所以大家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此外，火车走走停停，开动时也不会发出提醒信号。一次，父亲生病，母亲下车取水，火车突然发动，母亲因惊吓倒在火车下，险些被火车碾过，幸好有好心人及时将母亲拉出铁轨。后来，父亲专门在日记中记下：“当时真是危险至极，幸好路旁好心人冒险将她拖出，她双脚一缩，车轮即过，情状真是惊心动魄，群众都称赞那位好心人有德。”每当想起这情景，我都心有余悸。
　　后来由于敌人截断了火车的去路，全车人只好下车，步行逃难。大家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逃难的队伍犹如一条长龙，缓缓向前移动，看不到尽头，这和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一书中所描述的逃难情景颇为相似。其实，逃难的日子是我家在抗战中经历的最困难的日子。全家携带身边仅有的东西，挑着做饭用的家什，今天十里、明天二十里地往前走。晚上找不到房子住，就抱几捆稻草垫着当床睡。这样走了大约半年，才到贵阳，之后我们住在难民所里，头上和身上都长了虱子，很难受。逃难途中，我们时常看到饿死或病死的人，情状极为凄惨。在逃难的人中，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他们的眼神，看一次就不能忘记。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女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路旁，据说是父母将她遗弃。对此，大家议论纷纷，虽然气愤，但也无奈。
　　整整八年，颠沛流离，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心神不宁的日子。日军的空袭、逃难途中的惨状，历历在目，久久萦绕于心。不过，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在八年不安的日子里，许多见闻让我真正感受到社会及人性的复杂，真切体悟到社会安定和国家富强的可贵。
　　插班到四年级
　　我们家那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当时女孩子一般都没机会上学。家里三位姑姑和大姐都没念过书，我最初能去学校学一点基本的“读”“写”“算”，是因为家人希望我在学校里可以照顾弟弟。1942年，我们全家搬到衡阳后，我才正式踏上主动求学之路。
　　衡阳城内，有不少女孩子可以上学，还有许多女孩子能参军、唱抗战歌曲。妈妈的妹妹，我们叫她元姨，早先受过教育，有自己的工作，她的丈夫在学校当校长。大姐心灵手巧，有时会到元姨家帮着做针线活。大姐很早意识到有文化的女孩子与没文化的女孩子在前途方面差别较大，她觉得自己已错过读书年龄，妹妹不应再如此，就请求元姨帮我解决上学问题。父亲一向主张“成为一个有文化、能够独立生活的人”，于是在大姐的撺掇下，有了元姨和父亲的支持，我正式进入学校念书。我的班主任姓魏，很喜欢我，认为我原来的名字“爱珠”过于小家碧玉，于是替我取了“式颖”二字（“式”是效仿的意思，“颖”来自父名，“式颖”即“效仿父亲”之意）。由此可见班主任对我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于是我从“爱珠”正式改名为“式颖”。班主任的关怀与体护，现在想来，温暖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