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潜心为国家经济发展把脉

　　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最有资格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所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家。谈到为中国经济孜孜不倦把脉的人物，人们当然盛赞传奇经济学者林毅夫。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这么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最有资格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所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家。谈到为中国经济孜孜不倦把脉的人物，人们当然盛赞传奇经济学者林毅夫。
　　
　　台湾军官特有的北大情缘
　　
　　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林毅夫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80年代末，他携妻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家庭周末报》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眺望2000米外的福建厦门海岸跳进了海水之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一天、两天过去，搜索毫无结果，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
　　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
　　林毅夫到大陆后，辗转来到北京，最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大陆社会，特别是作为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最终走上了经济学之路。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谈到自己结缘北大的情怀时，林毅夫说：“在我的心灵中，北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府。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我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会成为北大的学生，并以当北大的教授为归宿。”
　　据林毅夫介绍：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杨先生，到台湾后定居在宜兰市。这位杨先生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津津有味，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着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风云于“五四”时期的北大学府的无比崇敬。
　　林毅夫说，“我1971年考进台湾大学，正逢风起云涌的海外钓鱼台运动的尾绪，台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进校没有多久，全校班代表联谊会主席的竞选把整个校园搞得热火朝天。3位候选人中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继承北大传统，发扬北大精神’，那时，我是台大大一学生代表会主席，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在热闹的竞选气氛中对北大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回到大陆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背后搞清楚。”燕园3年，正值改革的春风吹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林毅夫从老师、同学身上，深切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感召。
　　林毅夫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林毅夫在谈到海峡两岸最大的差别时说：“我家在宜兰，宜兰当时是台湾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在北大分房子，我排在最前面，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关门弟子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林毅夫英语基础好、又懂经济学，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关门弟子。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以超人的毅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以4年时间在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当时国内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新旧过渡阶段，十分落后。林毅夫对严峻的现实并非不清楚，而且由于他的研究已经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于是有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希望他去工作。
　　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效力。为了能够在国内更好地做研究，回国前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
　　林毅夫认为，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客观要求出发都是这样。“与国外相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够做到理论和中国现实的结合。而且，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问题十分复杂，这对经济学理论是个重大挑战。因此，中国特别需要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这些年里，他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领队负责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有限的科研投入最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研究项目，从而使科研成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林毅夫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