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素质教育的刻度延伸得更远

　　前不久，恰逢《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式发布，细细读来，颇有感悟。笔者以一个普通教研员的视角，就“素质教育的刻度”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体悟与理解。
　　关于“刻度”，容易让人联想到标准、尺度、度量。《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量具、仪表等上面刻画的表示量（如尺寸、温度、电压等）的大小的条纹。“刻度”便于人们用静止的、统一的标准测量动态的、差异的同类事物的某些方面的指标。
　　关于素质教育，相关论述较多。从1993 年国家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素质教育已经从概念层面到行动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在已经到了反思再出发阶段。然而，时至今日，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政府决策层、教育理论层、学校实践层，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视域、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的解读、研究与实践。究竟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以及什么意义之下来谈论素质，以什么样的素质观来界定素质教育，对我们把握素质教育的内涵至关重要。史宁中认为，“素质”的具体内涵就是人通过合适的教育和影响而获得与形成的各种优良特征，包括学识特征、能力特征和品质特征。素质教育是把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培养成现实的人、人性的人、智慧的人、创新的人的教育。
　　事实上，回答“素质教育”的“刻度”问题，必须先弄清这样几个问题：现实的教育离“素质教育”究竟有多远？“素质教育”到底可不可以测量？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我们应该如何做？
　　现实的教育离“素质教育”究竟有多远？
　　笔者没有大数据支撑与系统研究，这里，只想通过教科局长辞职风波与3个“70”的例子，来说明现实的教育离“素质教育”究竟有多远。
　　先说教科局长辞职风波。2016年暑期，最火爆的教育新闻要数河北省涿鹿县原教科局局长辞职的事了。该事缘起涿鹿县在学校推行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因遭到家长和社会的抵制而被叫停。据了解，“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包括“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四个环节，紧扣“疑”和“探” 两字，通过疑问与探究结合等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学会主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同时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勇于评价和不断反思的良好品质和习惯。这样一个符合国家课程改革方向与理念、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教学改革举措，却遭遇滑铁卢。
　　再说3个“70”。第一个“70”是70辆大巴送考。据主流媒体报道：2013年高考，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用70辆大巴送110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万人送考”已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现象，毛坦厂中学也被称为高考工厂。这种现象在全国并非独有，在我省，一度被戏称为“县中现象”的高考教学模式有席卷大江南北之势。
　　第二个“70”是一个年级有70多个班。笔者在某市参加了一次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水平测试巡视工作，一位校长介绍他们学校仅七年级就有70多个班级，是学校中的“超级航母”，言语之中透出自豪与满足。在追求教育均衡发展的今天，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面是所谓的名校门庭若市，另一面是大多数学校门可罗雀，类似现象不是绝无仅有。不少地区打着规模化、集团化办学的幌子，以一两所所谓“名校”挤垮其他学校，还美其名曰“满足人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个“70”是70多个“高考状元”。2016年高考成绩揭晓后，一位校长统计了某地级市主城区的高考宣传数据，算起来居然有70多个状元。什么总分状元、单科状元、双A状元，在这些状元中，又分市状元、区状元、四星级高中状元、三星级高中状元、男生状元、女生状元、应届生状元、含加分状元、不含加分状元……不一而足。2009年江苏省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高（中）考成绩、升学率等具体情况，不得炒作‘高（中）考状元’”，然而现实中“状元”依然满天飞。“高考状元”具有偶然性，曾经的“高考状元”如今发展得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宣传的背后或多或少说明了素质教育的无奈。
　　应试升学被热炒与课堂教学改革遇冷，这种明显的反差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从现实的教育到真正的素质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在现行的体制下，考试仍是目前我国选拔与甄别人才的主要手段，是许多人唯一的上升通道，“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成了大多数学子的选择。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者的政绩观存在偏差。素质教育被看成是软指标，是对外宣传的需要，是实际工作中的鸡肋，而高考升学率则是对地区、学校考核的硬指标，这导致一些学校“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实实在在抓应试教育”。更有甚者，不少地区将教育视作一种产业，成为拉动地方GDP的重要手段之一。
　　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国家层面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撑，需要社会文化、观念、环境的强势转变，更需要教育人的责任、担当和行动。2016年9月14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通过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并正式颁布，为未来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
　　“素质教育”可以测量吗？
　　换言之，素质教育是可以用“程度”来刻画，还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
　　我们知道，素质教育最初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提出来的概念，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并列或相对立。那么，素质教育就不要考试了吗？有些人羡慕美国的教育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我们来看一位中国赴美的高中交流生是怎样描述美国中学考试的：“在美国高中当了一年的交流学生，经历了无数大考小考，考出许多别样的滋味。……虽然美国中学没有中国的期中、期末那样紧张、集中的考试，但是频繁的考试还是比较麻烦的。在我看来，他们是将考试的压力均匀地分布到平时的学习中去了。”
　　由此可见：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二者属不同类型因而也就不可类比，但又完全可以交叉、重叠”，素质教育不排除考试，关键是考什么、如何考和如何把握度的问题。有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素质教育是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词语，直接说‘教育’就可以了。教育的目的不就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