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差异与形成原因

　　［摘要］本文试图比较中新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政策，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更好地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从而促使我国职业教育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闫永（1963- ），男，河北万全人，张家口教育学院法政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河北張家口075000）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7-0060-02
　　
　　一、中新两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良好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开始的，它的直接动力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特别是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之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才开始受到重视，各地纷纷建立起职业技术学校。此外，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农村和城市封闭性管理的二元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也给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新加坡自1959年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做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即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客观上迫切需要一大批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由于当时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对初级技术人员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发展初等职业技术教育。
　　可见，中国和新加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自有不同的历史起点。
　　
　　二、中新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不同
　　
　　新加坡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健康、成熟的经济体系，在很多问题上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而中国则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很多基础性经济要素还未完全加入到经济环境中并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还将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各领域剧烈变动的过程。同时，新加坡已经形成多种人才各得其所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而中国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的情况还存在，职业学校普遍受到冷落。这种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是我们进行中新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该看到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的不同，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而且目前恰逢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阶段，劳动参与率较高。此外，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维持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体制，数以亿计的农民被限制在农村，使他们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被隐藏起来。改革开放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但我们不久却又遭遇了能源紧缺、交通紧张，甚至生态环境压力太大等发展瓶颈。从国际上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许多产品采取了反倾销等措施，这种情况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
　　而对于新加坡来说，上述所论及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由于新加坡是城市国家，要比其他一般的城乡兼备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新加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外来劳工现象，用以解决本国人无人问津而社会又需要的最低端就业岗位问题。新加坡政府对外来劳工实行“工作准证”制度，外国人到新加坡各企业务工需要申请“工作准证”，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外来劳工才能在新加坡合法务工。而用工企业不仅要付给外来劳工劳动报酬，同时还要缴纳给政府数目颇大的劳工税收。事实上，外来劳工就业市场成为新加坡就业问题的缓冲器和减压阀，每当经济形势不好，市场失业率提高，新加坡政府就可以通过减少外国人的“工作准证”，甚至逼迫企业改造原有外来劳工岗位，使其在收入和从业环境上都适合新加坡本国人的需求来达到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国人就业的目的。因此，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很低，而且是可调控的。
　　
　　三、中新两国职业技术教育同企业的结合程度不同
　　
　　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种种措施，使企业和职业学校保持较高的结合度，双方互动关系良好。与此相反，我国的职业学校同企业的关系普遍不太紧密。学校是一个封闭的办学实体，很少关心企业对人才的培养要求，而企业也很少关心职业学校是怎样培养人才的。
　　新加坡的工艺教育学院是最能体现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类型，办学层次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劳动技校，它接收的是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中学毕业生。它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与企业伙伴进行合作：拥有优质在职培训制度的企业可申请成为工艺教育学院的“核准培训中心”“核准培训学校”或“核准在职培训中心”。在“核准培训中心”计划下，工教院给予那些通过本企业内部培训的员工以肯定和认证。为了确保参与企业能维持它们优越的在职培训传统，工教院也会定期审查它们的在职培训制度。此外，工教院还积极推行“国际核准在职培训中心”计划，让那些有兴趣的企业正式替它们的海外公司申请成为工教院的核准在职培训中心。此外，工教院还通过它和企业联合设置的“学术咨询委员会”与企业进行信息和情报的交换。在众多校企合作平台中，工教院与其企业伙伴联合设立的“科技中心”充分展示出工教院如何与环球企业伙伴合作，这项合作计划通过提供联合证书、科技转移，以及“实际”的学习良机，协助所参与的学生掌握具有国际水平的技能，从而建立和加强它在各领域的实力和强项。
　　而在中国，职业学校同企业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学生毕业前一次性地到相关企业实习。显而易见，这种联系是单方面的，学校很难从企业得到有用的信息和情报的反馈。最近几年，由于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企业也越来越不愿意接收实习生。
　　出现以上差异的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是新加坡较好地实施了执业资格认证制度，而且赋予工教院等职业院校在这方面有较大自主权，这使职业院校无论在信息上还是技术上均处于领先和中心的地位。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的工艺教育学院事实上履行了部分政府职能。其次，新加坡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土地资源贫乏且处于东南亚马来族包围之中，使得它崇尚实用主义，善于向外学习。而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只有二十年左右的稳定的发展历史，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如此迅速和剧烈，使得职业教育在这种剧烈变动中显现出暂时性和过程性的特征，中国的职业院校目前并没有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也是不难理解的。
　　
　　四、中新两国在职职工培训的政策不同
　　
　　新加坡不仅在职工职前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还成功地解决了在职职工技能培训的问题。而我国在这方面基本未做任何工作，学校的职业教育主要局限于职前培训，而在职职工如有培训的必要，则主要是企业自发进行，而目前中国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职职工培训。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新加坡政府创造性地采取了设立“技能发展基金”（SDF）的方式解决了相应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缺点之一就是劳动力流量大、工人跳槽频繁，因此导致企业都不愿意训练工人，在职工人技能低下反过来又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劳动力的再培训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新加坡“技能发展基金”的做法是：员工月薪在千元以下的，所在企业要按雇工工资1%的额度为员工向政府“技能发展基金”缴纳职工培训费用。培训费用一旦上交就属于全新加坡各有关企业的共有培训基金。企业如需培训员工，可以向“技能发展基金”提出申请，基金会可负担全部培训费用的30%～70%，企业只需要负担一小部分培训费用。1996年以前基金会只承担一部分的培训费用，在这之后基金会甚至也承担培训期间的职工工资，从而保证了员工乐于参加培训。新加坡的“技能发展基金”制度使得社会、企业、个人都愿意进行在职职工培训，是一个多赢的制度设计。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因而导致各类企业对员工只知挖掘使用，而不会进行最起码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