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父母期望与子女认知能力

　　摘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数据，通过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父亲职业对子女认知能力并无显著影响；在低年级中母亲职业对子女认知能力影响显著并呈“负正负”的倒“U”型变化，在高年级中这种趋势不显著，仅母亲职业为“农民”时对子女认知能力显著负相关；父母双方学历均显著影响子女认知能力，并呈“正负正”的“U”型变化；另外，父母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对两个年级学生认知能力都具有非常显著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子女认知能力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5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公平性问题当前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作为起点公平的重要体现，教育公平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家庭代际流动有着重要作用。政府对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财政投入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但家庭背景、父母期望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教育成效不仅与政府政策、学校教育有关，还会受到家庭背景和父母教育的影响，甚至随着教育资源丰富和均衡配置加强，这种基于家庭为核心的微观因素对子女教育表现将会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经济、文化、智力资源支持。国外研究表明，个体早期学业阶段的教育期望对其未来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也作了许多研究工作，本研究以认知能力作为学业成绩的代理指标，借助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提供的全面、专业、高质量的调查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释家庭背景、父母期望与子女认知能力的因果关系。其中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学历和职业类型对子女认知能力有何作用，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分别关注父母双方学历和职业对子女认知能力有无差异性影响存在；二是考察连续教育重要阶段转变过程中，父母期望对子女认知能力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三是阐述家庭背景、父母期望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
　　二、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以及对教育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主要源于国外。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在教育和职业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模型发现教育作为代际流动的中间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1]。各国学者都试图在研究中加入新的变量，如智力、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等，希望对教育获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关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在某些文化领域所具备的知识也更加广泛和丰富[2]。同时家庭教育期望还会受到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影响。美国威斯康辛学派在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形成了“威斯康星模型”，将教育期望作为中间变量研究教育获得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之后教育期望一直被作为教育获得最有效的预测变量[3]，以教育期望等社会心理变量作为教育获得的重要解释变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教育获得的调节变量。斯威尔和沙阿构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教育期望和高等教育获得四变量的线性因果模型[4]，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高年级学生的教育获得有非常强的影响，并独立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力。在后续研究中该模型不断拓展，以职业获得作为最终因变量，又加入学术表现、职业期望、重要他人的影响等变量[5]。威斯康星学派的早期研究普遍认为，高地位家庭子女比低地位家庭子女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因此有更多机会发展，相对于低地位家庭子女，他们被认为更加聪明或成功，在父母、教师或者其他重要他人（同辈群体）那里有可能获得更多鼓励和支持。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更加看重子女的学术成就，更加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更加期望子女获得较高教育程度并增加激励。对子女期望越高的父母，也会投入更多精力参与到子女教育当中，[6]并积极创造更多条件激励子女教育成就动机[7]。另一方面，父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越多，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及时的教育信息，对子女教育期望确立提供便利，并且家长的职业状况对儿童学习成绩具有影响作用。根据国际比较研究，中国父母受到儒家文化强调重视子女教育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成功并把其视为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荣耀。美国儿童学习成绩不如中国儿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父母相比美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8]。
　　国内学者针对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因果关系作了一定研究[915]。尽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数据来源不同，但研究结果均证实家庭背景、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获得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有学者从社会阶层与教育的角度，从父母学历和职业两个方面验证父母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好的学生能够继承父母的知识、技术和爱好，这会对学习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相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尊师重道强调家庭和父母对子女教育责任的文化传统有可能使各个社会阶层家庭均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因此尽管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但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的“教育期望的社会阶层差异论”仍有一定不确定性，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家庭对子女教育较少受到家庭背景因素影响，条件不佳的家庭对子女仍有较高教育期望[16]，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等背景，有必要对这种理论对国内的适用性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演绎、模型推导以及实证检验。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仍然相对较少且存在不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利用非专门的教育调查，一方面数据信息不全诸如父母双方背景信息并未纳入调查范围，另一方面地方调查数据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风俗差异较大，因此其结论代表性和解释力有待商榷；（2）由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会根据子女的学业成绩和家庭背景情况会作调整，如果采取多阶段的教育期望测量，对子女成绩表现的解释将会更加有说服力；（3）关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变量操作化不尽一致，比如将父母受教育水平由父母一方較高的学历来测量，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与子女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受到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要大于家庭收入。在中国职业女性占据较大比例的城市家庭中，我们在考虑家庭地位时，不应该忽视女性社会地位的存在。可能受调查问卷和数据限制的缘故，已有文献还缺少对父母职业期望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