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摘 要：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与象征，大学校长角色的合理定位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大学校长必须是职业化的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型的校长。
　　关键词： 中国大学校长 职业化 教育家型
　　
　　一、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式的人物
　　大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和思想的城邦，是追求学术与探明真理的神圣殿堂，也是培育天下英才的摇篮。大学是人类的知识工厂和思想的宝库，是科技进步的“孵化器”，更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掌舵者和领路人，对大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该校的校长。”［1］诚如是。纵观中外高等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一些知名大学往往与一些大学校长的名字连在一起，诸如威廉·冯·洪堡之于柏林大学，阿什比爵士之于剑桥大学，康普顿之于麻省理工学院，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国外如此，国内犹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崛起也与一群卓越的大学校长密不可分，蔡元培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造就了北京大学的辉煌时代；张伯苓白手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三育并进，公允公能”的办学理念使得南开大学卓然独立；竺可桢虽是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曾留学美国，在其执掌浙江大学期间，培育了“求是”的校风，浙大也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剑桥”（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语）。总之，一流大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一流的大学校长，平庸的大学校长只会导致大学的平庸。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的日益高涨，大学扩招的政策应运而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惊人，已然迈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诚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清醒的人都知道这注定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道路。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的功能日益丰富。除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它的文化引领功能及国际交往的功能。作为大学的领路人的大学校长因此也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社会给予了他们太多的期望，合理定位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健康发展，对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积极的意义。我认为，大学校长必须走职业化发展之路，做教育家型的校长，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的发展。
　　二、大学校长必须是职业化的校长
　　当代中国的大学校长着实忙碌，既要主持重要的国家课题组、搞科学研究，又要给研究生上课、担任博士生导师，还要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奔走于各色会议，这么多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恐难胜任。那么什么才是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呢？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的最大任务就是治校，全心全意地治校。他们应该时刻思考着自己大学的发展之道、图强之路，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根据本校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条件，合理定位大学的发展之路，找出自身与其他学校之间的差别与优势，走出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贡献力量。若要使大学获得更好的发展并向一流迈进，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走职业化发展之路，即以全心全意治校为天职。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师承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是一位出色的创造教育家，多年前就曾撰文论述了“整个的校长”。他说：“分心的人是个命分式的人，不是整个的人。整个的人的中心，只放在一桩主要的事上。他的心分散在几处，就是几分之一的人。这些人包括兼差的官吏，跨党的党人，多妻的丈夫。俗话说‘心挂两头’就是这类人。这类人是命分式的人，不是整个的人。”［2］所谓命分式的人就是身兼数职的人，而整个的人则是将精力只放在一件主要事情的人。他进而又论述道：“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国家把个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个整个的校长。”［3］最后他总结道：“总之，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4］先生之论然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一件事，才会事半功倍。先生所言“整个的校长”其实就是指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大学作为培育国家精英分子的教育机构和追求真理的神圣殿堂，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既关乎莘莘学子的学业前途，又关乎国家之未来与学术之兴盛。如此重大之责任难道应该由“命分式的”校长去完成，而不是由一个“整个的”校长去担负吗？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曾撰文论述了职业化校长的三种类型，即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此类校长主要活动于19世纪末到1949年建国以前的半个多世纪，如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革命化的职业校长，他们主要成长和任职于从延安苏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如吴玉章、匡亚明、朱九思等；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任大学校长的基本上皆属此类。窃以为，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并非属于职业化的校长。虽然他们大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甚至是院士，但并不必然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因为他们既要从事学术研究，又要从事学校管理，精力分散，不能够集中精力治校、谋求学校图强之路，不利于大学的长远发展。或许英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可为我们提供借鉴。英国大学校长的候选人一旦当选校长，必须停止所有的学术活动，并交出自己的实验室和实验课题，否则就不能履任。由此可见，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大学要发展，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必由之路。
　　三、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型的校长
　　倘若一所大学交由一位不懂教育的人去领导，是这所大学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悲哀。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学领导人“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士”。［5］大学既是旧的文化和知识的传承所，又是新文化和新知识的诞生地。大学以其培育英才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发挥着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引领社会风尚，守望着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大学校长必须谙熟教育的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的模式，研读教育学经典著作，提出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并付诸行动，培育大量的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即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型的校长。何谓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呢？
　　首先，他应该酷爱教育事业，执着地追求教育的真谛。
　　目前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对外代表学校，对内管理校务，大学校长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厅级、副部级等）。人们在意识中已经把大学校长当成了官员。但是大学校长能否以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自居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学不是衙门，大学校长更不能成为官僚。大学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其核心职能，因此大学校长不应该以官本位来领导大学，而应以学术本位或教育本位来培育英才。他应该反复思索诸如大学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人这些问题，并和众多的师生一起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学生的成才之路和大学的成功之道。
　　其次，他应该具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积淀，能提出独特的治校理念。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大学校长必须熟读经典的教育学著作，潜心研究教育理念，并能结合学校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条件，提出符合大学自身特点的治校理念。中外教育史上有许多经典的教育著作传世，诸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国卢梭的《爱弥儿》，等等，这些著作虽年代久远，但其中蕴含的教育理论精华却历久弥新，大学校长应该研读它们，并汲取其中养分，借以思索大学的发展之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些著名的大学校长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大学理念，例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以其“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使得北大一改往日的颓废，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梅贻琦先生以其“大师论”彪炳教育史，也造就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盛誉；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期间，培育了浙大“求是”的校风，“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的理念也成为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我国现代大学的办学方向的趋同与大学校长没有自己鲜明的治校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合并风、升格热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千校竞一流”的场面，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须知，并非所有的高校都可以争当一流，在世界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美国尚有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高级技术学校之别，何况我国呢？大学校长必须结合本校的历史和现实，合理定位本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找准符合自身的治校理念和育才模式，只要办出特色，培育出良才，就是成功的大学。我们的一流大学应该多样化，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例如武汉枫叶国际学校的成功办学就印证了教育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更好地发展。“据悉，武汉枫叶国际学校2010届高三毕业生有75名，是该校在武汉建立以来的首届高中毕业生。除一名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之外，其他学生全部被美国波士顿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国外名校录取，均取得了人生阶段性的成功，这些毕业生均对在枫叶国际学校的三年高中生活满怀留恋，学生家长对枫叶国际学校十分感激，享受着孩子成功的快乐和幸福”。［6］如此骄人成绩的取得源于该校的教育改革和创新，该校宣布其学生不参加国内的高考，不搞应试教育，平时也将重点放在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思维力和创造力上。可见，规模和综合程度不是衡量大学优劣的标准，特色发展才是大学发展的真正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