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摘 要：以1906-1949年期间的宁波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将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发展史分为发轫、快速增长、稳定发展与步履维艰求生存等四个阶段。对其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如下特征：经历了先快后缓、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与社会发展、国民生计保持紧密联系，女子职业教育走在时代前列等。
　　关键词：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特征
　　作者简介：谢秀琼（1981-），女，浙江象山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地方历史文化、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7年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历史考察及启示”（编号：2017YZD030），主持人：谢秀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28-0091-06
　　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在区域工商实业蓬勃发展、崇商文化普遍接受及开埠后地理相对优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在命运多舛的20世纪初至解放前，大体经历了发轫、初步发展、稳定发展与步履维艰生存期等阶段，对其进行演变历程的梳理和特征把握，不仅有助于宁波职业教育史研究，也为今日职业教育之继续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发轫较早，可追溯至1906年由孝廉堂改办的法政学堂，这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至1949年，宁波拥有类型不同、规模大小不一、办学时间或长或短的职业学校38所（见表1）。这38所学校中，有的办学延续至今，如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私立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今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也有相当部分由中小学直接改办或增设职业科，如慈溪县立高小增设三年制商科、鄞县四眼契小学改增农业或商业等。无论是延续至今的职业学校还是特殊年代由普通高小、中学改办或新增的职业教育，对近代宁波实业发展、技术人才培养等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近代宁波职业教育不仅起步早，且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四明日报》、《宁波民国日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便是一个有力佐证。刊登在《四明日报》上有慈北锦实验学校招添蚕业生广告（1910-06-10）、宁波甲种商业学校附设银行科招生广告（1915-11-05）、宁波女子职业学校招生（1931-07-05）；《宁波民国日报》先后刊登了武岭学校农业中学招生（1932-08-02）、鄞县私立电声无线电学校第五届招生广告（1939-06-25）……这些招生广告不仅具有商业意义，且侧面反映了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变迁。
　　（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轫期（1905-1911）
　　清末新政后，癸卯学制的颁布，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宁波的新式教育获得较大发展，实业教育开始在宁波生根发芽。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统一学制，明确规定全国学堂分为3段7级，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实业教育，癸卯学制强调，“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令各省从速办理。该学制不仅强调了实业学堂教育的意义，学生得谋生之技能，邦本得以巩固，更在于从制度上赋予实业教育以合法地位，将之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设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以有效衔接。1906年，孝廉堂改办为法政学堂，“现宁府喻太守已与各绅士厘定章程，聘订熟谙法律、政治之教员正副二人，不日即可开课。故于日前出示招考，除各县举人就学者毋庸考试外，其余阖属五贡虞增附生及中学堂曾经毕业学生，如有年在二十以上愿赴堂肄业者，须于四月十五日以前报名，示期扃试。”[1]出于培养地方立宪人才的需要，甬郡孝廉堂改为法政学堂。一时间，科举出生的举人、贡生与中学堂毕业生齐聚宁波法政学堂，这样新旧混杂中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宁波法政学堂成为转型时代的独特历史样本。此后改办或创办有：甬东商业学堂、初等商业学堂、宁波两等商业学堂、育德初等工业学堂、汝湖初等农业学堂以及初等蚕业学校。
　　从数量上，宁波实业学堂位居全省前列，根据1908年《浙江教育官报》统计，“宁波府（含6个县）有专门、实业、师范学堂6所，学生360人……为浙江省之冠。”[2]但从职业教育的层次上看，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为主，高等实业教育稀缺，除宁波法政学堂外，中等实业学校2所，其余均为初等实业学校。这一阶段的实业教育刚刚起步，办学条件亦相对艰苦，“清末民初，中小学校舍多利用庙、庵、祠堂、寺院，沿海地区几乎全系草舍，特建的甚少”，甬东商业学堂由江东百丈街东城小学改办而成，镇海初等商业学堂建在了邑庙一侧。
　　（二）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期（1912-1926）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改弦易辙，革新教育内容，各级各类学校走向正规化，教育界的新风扑面而来。“宁波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中、小学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根据1913年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原中、初两等改成甲、乙种实业学校，前者招收高小毕业生，实施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学制四年；后者招收初小毕业生，实施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学制三年。伴随着振兴实业的热潮，宁波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黄金时期，学校数量急剧增多，学科门类有所拓展。1912年，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创办，设有机械、土木、水利、汽车等科，除课堂教学外，学校安排4个下午时间用于校机械工厂实习。1914年，四明专门学校（前身为法政学堂）改办为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镇海县立中学改办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1911年，改办后的锦堂中等农业学校，建各类教学实习教室40余间，另开辟桑地30余亩作为蚕本科生产实践。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实业学校因“（一）设置拘系统而忽供求，（二）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三）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故主张沟通教育与职业而对于国民生计问题为根本之解决。”[3]实业教育未能尽社会分工之所需，加之医生、律师、工程师、经理等新兴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升，职业教育一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其仅设一科者称初级某科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等农、工、商等科。“呈悉查职业学校其程度确与高中相当者，得称高级职业学校；与初中程度相当之职业学校，称初级职业学校。改省旧有之乙种实业学校既係收受高小毕业生自与初中程度相当应称初级职业学校，其仅设一科者称初级某科职业学校。”[4]更名看似是简易之举，实则深化了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从带有鲜明的救亡色彩的实业教育向着毕业后谋生立身的职业教育逐渐过渡。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泛指学成后即可谋生”；蒋梦麟也认为，青年之立身，国家之致富多依仗职业教育，主张加强职业教育与实业界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