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赴日考察官商的实业教育课程观述略

　　摘 要 清末赴日考察官商对推进实业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受教化传统影响的官吏们倾向于从人才任用、知识功用、中西比照等方面形成实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基本主张，而经营社会实业的绅商们能够从发展实业之根本探寻实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基本路径。两种思路演绎了两种课程发展逻辑，在不同领域对课程实践产生影响。
　　关键词 实业教育;课程观;教育考察;清末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0-0060-05
　　日本教育考察对清末推进实业教育影响深远，不仅在我国第一部学制中明确了实业教育的地位，而且在国内掀起了实业教育思潮。据统计，1898年至1911年间我国赴日考察人数有1200人左右，大部分为公费派遣的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者、学校以及事业团体负责人，少数为自费的实业家等[1]。相较于大批留日学生而言，他们身居要职，在实业教育推进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吕顺长指出，关于清末中国人赴日参观考察的研究还很薄弱，直至近年才逐渐引起学界广泛重视[2]。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清末赴日官商实业教育课程观具有重要价值和发展空间。
　　赴日官商留下了大量的“东游日记”，相比较而言，官吏和绅商对日本实业教育课程考察视角不同，对发展国内实业教育课程的主张各异，他们所针对的国内问题往往决定了他们所看到的国外参照物。受清末推行新政运动影响，由政府派遣的官吏往往以考察日本学制、学校章程等为要，如吴汝纶《东游丛录》、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罗振玉《扶桑两月记》等记录了他们对日本学校制度及管理机制的所见所闻，对实业教育课程的考察常常置于学校体系中。不同于官吏，绅商立足于社会实业考察实业教育课程内容，他们跳出了教育的范畴研究实业与教育的关系、社会与学校的关系，如张謇《癸卯东游日记》和周学熙《东游日记》等不仅记录了日本教育机构状况，还包括工商业单位的情形。两类群体、两种视角，演绎了两种实业教育课程的发展逻辑，对清末实业教育课程实践产生了不同影响。本文以“东游日记”为基本史料，探讨官吏与绅商的实业教育课程观，以期窥得近代实业教育课程发展命运之一斑。
　　一、官吏的实业教育课程观
　　（一）姚锡光：人才任用视域下的课程
　　姚锡光是近代中国派官员专程考察日本学校的第一人，他所撰写的《东瀛学校举概》大致将日本学校分为三大类：普通学校、陆军学校、专门学校。其中，专门学校共有六科：文、法、理、工、农、医。在他看来，实施实业教育的学校归属于“专门学校”的类别，除文、法科主要培养官员外，理科“实为百工技艺之源”，工、农、医科相应于高等阶段的实业教育;他还特别提到了工业学校、徒手学校，作为大学校工科之“胼枝”。可见，姚锡光并没有按照学科分类逻辑认识日本专门学校，在“义理”与“艺事”二元对立的传统文化观念下，将学校划分为“官吏之学”与“百工之学”。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法国学者巴斯蒂曾指出，中国人确实可能由于面临外国统治的现实而被迫朝外看，但这从来也没有在中国人进行教育借鉴时支配他们的选择[3]。因此，对日本实业教育课程的认识，姚锡光更习惯于从人才任用的角度去区分课程等级及类别。
　　在学校定位上，姚锡光从人才培养层次上进行区分，如在工科方面，大学校培养“官民各厂技师”、工业学校培养“各厂二等技师”、技术学校培养“犹华语所谓工头也”。学校层级划分相应于人才的等级，暗合了特定的社会秩序。在课程设置上，他将人才任用所需与学校开设课程门类紧密关联起来，“（大学校）工科之中凡应用电学、应用化学、土木学、桥梁学、铁道学、造船学、机器学、采矿学、兵器制造学皆属焉，出而为官民各厂技师（即中国各厂之总监工）、司大调度。农科之中凡树艺学、林木学、畜牧学、兽医学、蚕学及培灌之方、去虫之法、土质之宜，一切新法皆属焉，出而为农商务省及各农务试验所技师并通国农学校教习”[4]。
　　（二）罗振玉：知识功用视域下的课程
　　罗振玉以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总监督的身份赴日考察，其撰写的《扶桑两月记》中考察日本实业学校有：高等工业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农科大学等。他对于实业教育之认识是基于普及教育之上的。比照日本，他认为，“中国今日尤当以普及教育为主义，预定义务教育年限，先普通而后高等。考东西小学教育，所授为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此最为中国今日之急务”[5]。这一观点，在其所写的《学制私议》中也有相关阐释。
　　关于实业教育课程，罗振玉纵观各国实业学校，从知识功用上区分为两类课程，分别是学理研究和实际应用。“论实业教育，列国大略分为两途：一为学理上之研究，一为作业上之应用。上者以发明新理，改良旧法，下者以熟练知识，研习技能。二者虽非画为二途，然设教之宗旨已殊，故受教者之成材亦异。国家视二者本不偏重，然究以作业之应用多，故义主普及，教育之为此者多，此职工手工补习艺徒诸学校之所由众也。”[6]可见，罗振玉是依据科学技术知识的实用价值来理解实业教育课程的，无论是学理性的理论课程，还是应用性的实践课程，都是置于“用”的位置上进行内容的选择。梁启超早就说过，“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7]，从实用价值来决定实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取舍，使得蕴含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中的科学精神，以及由此决定的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方法，很容易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可见，这一认识局限束缚着清末实业教育课程发展。
　　（三）吴汝纶：中西比照视域下的课程
　　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花甲之年赴日四月之余，所著《东游丛录》对日本教育制度、学校运营等方面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他在看待日本西式教育过程中常常以中学为参照，且悲观地认为，“中学西学不可兼存”。他所见的日本实业学校是没有教科书的，教学不重言传而重实习，完全迥异于我国书院教育。“实业学校无教科书，尽用讲义。课程皆须实地练习。如商业须演习商肄，银行学须演习银行，公司学须演习公司。有商品陈列馆，考究各种标本。农学有农田试验，林学有演习林。札幌农学校卒业，与大学同，可任农学士。高等商业研究生，或一年，或二年，卒业可任商学士。”[8]他并不认可日本学校开设门类过多的课程，容易导致学习效果不佳，“日本学校课程，中学十三四门，七日之中，有仅习二小时者。鄙意以为博而不专，无甚功效”。他也不同意张之洞所谓的“新旧兼学”，由于“西学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吾学则必倍诵温习，此不可并在一堂。合四五十生徒同受业，则不能与西学混同分科;若西学毕课再授吾学，则学徒脑力势不能胜。此鄙议所谓不能两存者也”[9]，他担心“西学未兴、吾学先亡”的后果。他看到西学课程无法适用于中学之教法，固有其保守之一面，但实质上指出了教育改革所面临的课程问题与教学矛盾，对现实状况的认识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