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教育不公等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96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毋庸置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教胄投兀：总星不足与分配不公　口田磊
　　月初，国家教育部发布消息称，将成立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这个教育投入占GDP份额的硬性指标，自从1993年被写入《中国教育发展纲要》后，至今已近20年，仍未兑现，两次信誓旦旦的公开承诺都落了空。
　　2010年，中央政府在制订未来10年教育发展纲要时，4％又被写入了最终文本，承诺要在2012年也即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实现目标。
　　国务院似乎也动了真格，早在去年8月，财政部就下发了详细的实施细则，提出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投入教育等强硬的财税政策。
　　与过往每次承诺不同的是，随着GDP多年高速增长，今天，从中央政府到大部分地方政府，大多财政充盈，可以说，只要中央政府真正下了决心，完成4％的目标看起来并不难。
　　对于中国教育来说，这个极具象征意义指标的完成，也将意味着经费短缺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但同时，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马上会扑面而来。过去的10多年里，被总量不足掩盖着的是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而这或许才是中国教育更为本质的问题。
　　4％的价值
　　在中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个指标恐怕是最著名的一个争议了。其最初源于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等一批人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
　　厉以宁等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标准和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后来又经各部门协商，最终写入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目标是到2000年末达到4％。
　　过去的10多年里，目标被一拖再拖，几乎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都会追问此事，而财政部的答复同样也是多年未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太低。
　　不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却认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政府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重要的，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价值的贫困这样的基本事实。
　　过去的将近20年里，经过财税体制的多次调整，从中央到地方，财权与事权倒挂，收入大部分被逐级拿走，而像办教育这类事权则一级一级往下压，到最后由县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缺钱的县级政府只得号召人民集资办学，农民们除了交粮纳税，还要集资办教育，然后，再花钱把自家孩子送进自己集资办的学校里去读书。
　　可以说，在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财税体系下，正是亿万国民额外的教育投入，让中国实现了所谓的“穷国办大教育”。中华文明中重学兴教的传统，在特定阶段的政府责任退场时，让文化心理的惯性维系了教育的兴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并不完全透明和精确的财税体系中，4％这样一个硬性指标，或许并不具备多大的财政考核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政府的信用和责任。
　　总量充足之后
　　2012年是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4％的目标，似乎也下足了决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为了保证充裕的资金来源，财政部废止了1986年起对外资企业免征教育附加费的优惠制度，内外资统一按“三税”实际缴纳税额的3％征收教育费附加，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此外，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地方政府要从土地转让收益中提取10％，用作专项教育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多年来发达省区、中央政府和不发达省区之间围绕考核标准、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扯皮也暂时停息了。在1月份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几乎都做了明确的承诺，甘肃、陕西等西部省份按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执行，而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则大都选择抛开“4％”的考核办法，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目标，大都在20％以上。这些承诺如兑现，到2012年底，完成4％的总体目标绰绰有余。
　　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从总量上讲，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是，依据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对于教育财政充足性的评价，有绝对充足和相对充足的概念，一般来说，对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财政支持，是比总量更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到了国际通行的标准，进一步的财政投入去向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作用是要促进教育公平，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受到教育，实现社会目的、价值观的社会化，特别是使社会下层人士的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他们不利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实现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可是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中，很难看到配置过程中的效率及公平。
　　在基础教育领域，过去的十几年，在东部富省和西部穷省问，教育水平的巨大落差，除了人们的现实观感外，学界的各类研究报告都清晰地显示出，二者之间在教师工资、生均经费、居民教育负担等最重要的几个公平性指标上的差距都逐年拉大，生均经费一项更是差距高达数十倍。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一直引起发达省区的怨言，另一方面在教育鸿沟的扩大面前，又显得杯水车薪。
　　此外，即使是在同一座城市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也相当惊人。以北京为例，在中关村三小、人大附中等等“权贵子弟”集中的学校，不仅政府财政性经费保障充足，还与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北京区级单位建立起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