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清末的法政教育

　　摘 要:法政大学是清末培养中国法政人才最多的日本学校,在国人留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法政大学速成科因中国留学生而起,亦因之而衰。其毕业生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近代法政教育的知识人群体。他们不仅遍布清末的政、法界,在教育界同样广泛存在,对清末各法政学堂的创建以及法政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贡献良多,是清末法政教育的主要力量。
　　关键词:法政大学速成科;清末;法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7;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135-10
　　
　　“五四”之后,柳诒徴在回顾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急剧变化时曾言:“清季迄今,变迁之大,无过于法制。综其大本,则由德治而法治,由官治而民治,漩澓激荡,日在蜕变之中。”①彼时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还远未尘埃落定,柳诒徴尚身处云雾之中,对近代法制变迁之速即有如此感想。短短十余年的时间,竟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促成这一巨变的固然是窘迫的时势与国人急于求强的心态,但由中国传统的刑名之学至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法学,其路径间的窒碍却远非后人所能想见。其间居功至伟者则首推众多的留日法政生,而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下简称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在其中则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对清末法政学堂的建设、法政人才的培养均有较多助力。
　　一、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及其法政教育
　　明治年间日本的法制建设疾速推进,新型法律人才极为匮乏,各法律学校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法政大学的前身东京法学社于1880年建立。东京法学社内设讲法局和代言局,具有法律私塾性质。其讲法局于1881年独立出来,成立东京法学校,1889年,又和创建于1886年的东京佛学校合并,改名为和佛法律学校,以研究法国法律著称。1903年,学校得到官方同意,升为大学,更名为法政大学,由曾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近代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担任总理(校长)。此时的法政大学内设大学部、专门部和高等研究所,另有大学预科,成为日本当时著名的九大法律学校之一。
　　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所展现出的风貌和力量使之日益成为国人艳羡和仿效的对象,加之种种“事半功倍”的便利条件,游学日本勃然而兴。1902年后,赴日研习法政者迅速增多。1903年,日本公爵近卫笃麿和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子爵与清留学生总监汪大燮商议,欲于东京为中国游历官绅专设法政学院。然学章甫拟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卫笃麿旋又身故,事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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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使日本的清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折》,载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380页。)。1904年3月,在宏文学院学习师范的范源濂鉴于国内法政人才极端匮乏,而日本正规法政教育又时长难待,因此和东京法学院留学生曹汝霖面求梅谦次郎,请于法政大学内为有志法学的清国留学生特设速成科,以期快速造就人才(注:详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7页。)。两人的请求得到了梅氏的热情支持,后者随即向出使日本的清朝大臣杨枢提出此议。杨大为赞同,并“向长冈护美取得前所拟学章作为稿本,而与梅谦次郎酌中改定”③。同年4月26日,梅谦次郎向日本文部省正式提出设置速成科的申请,四日后即得到认可批复。5月7日,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正式开学,当期入学者达94人。此后,莘莘学子联翩来学,使法政大学迅速成为留日生的重要去处。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记称:“法政大学开设法政速成科,五月始开学,十月间复开第二班,入学者计已二百余人,后之来者正未有艾。”
　　清留学生会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学界纪事》,东京并木活版所光绪三十年版,第19-20页。)
　　法政速成科先后共招收5班学生,此外还于1906年招有补习科一班。其学生来源较为复杂,年龄也参差不齐,大多是国内已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第一班的夏同龢和第五班政治部的骆成骧还分别是光绪戊戌科、甲午科状元。1906年清政府曾将进士馆95名在学进士送入法政大学,入补习科37人,入速成科第五班58人(注:法政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第148页。)。其中入补习科的杨兆鳞和商衍鎏则分别是癸卯科和甲辰科的探花。
　　日本近代的法政教育并非仅含法律一门,还涉及政治、经济两科,法政速成科即依此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其学制初定以一年为期,但当初班学员上完第一学期之后,校方意识到以一年时间完成所有课程相当困难,因此决定从第二班开始,学制改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并增设了数门课程。调整后的课程安排如下:
　　
　　综观速成科的这一课程设置,与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几乎相同,其区别仅在于专门部学时较长,为三年时间,各课程讲授亦更为详尽。为使速成科学生接受良好教育,梅谦次郎亲自出面礼聘一流学者担任讲师。据明治三十九年(1906)《大日本法政大学纪要》统计,在法政速成科任教的主要是当时日本各大学的著名法学家,此外还有一些在司法、行政部门担任职务的人士,如表2。
　　
　　
　　这一名录中名家云集,不少人在日本近代法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梅谦次郎被誉为日本近代民法之父,在日本近代法制变革中影响极大;小河滋次郎是明治时期日本研究监狱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中村进午则是国际法领域的权威。由众多名家担任速成科教师,一方面显示了法政大学对速成科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使速成科的中国学生接触到了当时日本最新的法学知识和理论。
　　法政速成科采取日语讲授、再由通译翻译成汉语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即便不懂日语,也可跟班就读,颇受不谙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欢迎。但这种方式亦有弊端,速成科本已速成,学时极为有限,再由通译占用一半时间,教师课堂讲授内容只得再次压缩,这对学生的法政知识学习亦有不利影响。
　　在速成科担任通译的大多是已学有根底的留学生,如范源濂任宪法及行政法两门,曹汝霖任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两门,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江庸也曾于此充任翻译。为便于学生学习,日本教师的授课内容也被编译成汉文,采取分期连载方式辑成《法政速成科讲义录》。该讲义录不设通卷页码,各科自成章节,据笔者统计,自1905年2月第1期始,至1908年2月,先后共出版52期,已将速成科所有课程囊括其中,成为当时研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重要的学习资料。
　　法政速成科所实施的并非是正规的法政教育,而仅是短期官绅培训性质的速成式教育。但因入学者大多是国内已有功名的饱学之士,因此速成科学生在学业上并未显示出多少落后之处。日本学者曾评价法政速成科,称“教师和学生都非常用功,故有连暑假也不休息的学习风气。……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生,更为优异”(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页。)。
　　法政速成科与其他类似学校在短期内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但对其的诟病却也一直存在。随着赴日留学人数的大量增加,日本各类速成教育渐呈泛滥之势。1906年,清廷举行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参考者百余人,多为留日生,但考列最优并授予进士出身的8人却均是留美生,这使留日生特别是速成类学生的教育水准倍受质疑。有鉴于此,清政府也开始逐渐控制赴日的速成教育。1906年,梅谦次郎访问中国,在和张之洞与袁世凯会谈之后,接纳清政府的要求,决定终止法政大学的速成教育,而改设三年制的普通科。1908年,法政速成科第五班学生毕业,这也是速成科最后一届学生。至此上述各班共毕业学生1215人次(注:法政速成科实际入学者达1800余人,部分学员中途退学或转投它校。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者为1215人次,其中第一班毕业69人;第二班241人;第三班76人;第四班364人;第五班385人;补习科80人(据笔者考证,其中曾于前五班毕业者有30人)。详见《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第144-158、263页。),使法政大学成为清末为中国培养法政人才最多的日本学校。不少毕业生在回国后,纷纷成为清末民初政、法、学等界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