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所引发的基于比较视域的几点思考

　　【摘要】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出现的“生源危机”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从比较视域分析了观念、教育投入、法制建设、教育模式、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师资状况等造成危机的六个方面的原因，以期对化解当前生源危机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职教育；观念；教育投入；教育模式；法制；师资
　　
　　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是为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在每一个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产业大军，而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必然来源于先进的职业教育。纵观我国，我们也能深刻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现代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发展中职教育。然而，目前我国中职教育却出现了致命性的问题，即“生源危机”。
　　就全国范围来看，近十年来初中生源人数最多的年份减少60万人左右，而最少的年份也减少20多万。2010年全国初中毕业生比2009年减少34万人左右，所以教育部在制定2010年全国中职招生计划时也相应减少规模，由2009年的860万人，缩减到830万人。[1]以上是生源减少的人口原因。但进一步分析，笔者却发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连续数年的“打工荒”已向长三角、珠三角敲响警钟，劳动力市场出现博士成堆、技工难求的局面；另一方面，职业学校招生人员甚至走村串户、挨家动员，但却无法招到学生。反观国外，如德国，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大多数进入职业教育体系接受职业教育，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不能进入工作岗位，并且目前其实科中学人数正在迅速增加。[2]如奥地利，该国学校的43%是初级职业教育学校，11%是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8%是高级职业教育学校，青年人80%是通过职业教育学校学习和毕业的。[3]如瑞士，绝大多数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只有15%的毕业生选择进入学术高中，再进大学的途径。[4]而美国也有42%的中学生参加“学校——工作多途径计划”。通过国内与国外中职生源状况的比较，笔者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国家的中职教育如此具有吸引力？我国的中职教育差距在哪里？”带着对问题答案的追寻，笔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观念
　　在我国，尽管中职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人们受“官本位”、“读书入仕”、“重学轻术”等传统观念影响甚深，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大学始终是个人选择的终极目标。现在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其家长对子女期望值提高，受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一般的选择是：升中学首选重点学校，宁愿自费也选重点，无法进重点的进普高，实在成绩不行，才不情愿选择职业学校，对职业学校的选择都是在家长怕孩子游离到社会而不得不为之的结果。[5]另外，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确实存在鄙薄中职教育的思想：只有13.3%职业学校教师认为职业教育很重要，13.8%的初中毕业生认为很有必要接受职业教育，15.6%的学生家长认为子女接受职业教育非常有必要，却有42.5%的学生家长认为子女上职业学校低人一等。[6]此外，社会上也存在人才选拔的偏见，即把高学历做为体现能力的唯一指标。
　　与国内形成显明差异的是，在国外，如德国，虽对中职教育进行过多次改革，但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而不是摈弃，其中职教育长盛不衰是因为符合人们的要求，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对自由地选择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如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政府、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资金投入
　　中职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不仅具有教育性更具有生产实践性，因此需要建立与专业相适应的实验、实训基地，所需经费较之于普通中学多得多。而现实的情况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家对教育总体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对中职教育的投入即呈下降趋势。如下表1所示。[7]尽管从2006年起，国家对中职学校的农村学生及家庭困难的城市学生每生每年发放1500元助学金，学生可享受两年；之后又对中职学校约25%-30%的农村贫因学生实行免学费政策，每生每年1600元，学生可享受两年；同时对涉农、涉林等农林类专业实行免学费政策。但是，以上政策，虽部分地减轻了中职学生的经济压力，但对于改变中职教育整体的资金短缺状况作用甚微，难以满足“兴办”中职教育之需。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城市教育费附加中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20%。”这一指标目前也尚未达到。
　　而国外中职教育的资金状况却与我国迥然不同。如美国，职业教育办学是以政府为主的，以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威斯康辛州为例：自1984年以来，该州职业教育（社区学院）的经费约45%来自地方税收，约20%为州政府拨款，联邦政府的资助约占10%，学生学费约占10%，还有来自企业及私人的赞助和学校有关产业的收入。[8]再如瑞士，1993年瑞士的公共教育经费中，职业经费占16%，学术高中占8%，高等教育占17%。[9]
　　3、法制建设
　　我国于1996年9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该法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职业教育活动的法律。作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该法对职教的体系、实施、保障等作出了规范，但从整体看，内容过于简单、原则，缺乏强制性、可操作性。涉及具体规范的条文共二十七条，多数法律规范对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等要素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条文多为指导性、引导性内容，规定空泛。另外，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5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近十多年来，教育部相关的配套法规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及《紧缺专业特聘兼职教师资助项目实施办法》等。总体来说，现有法律法规存在数量少、位阶低、效力不高等问题。同时，中职教育行政管理也不够规范，因为更多地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且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
　　然而用法律来保证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却是许多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手工业条例》、《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件》以及各州的职业教育法和学校法等，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互相衔接、便于操作的法律体系。同时还有一套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及社会监督在内的职业教育实施监督系统，使职业教育真正构建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违法必究的法律体系。[10]再如英国，自1889年英国议会颁布《技术教育法》以来的一百多年，先后颁布了《巴尔福法案》、《技术学校条例》、《哈多报告》、《斯宾斯报告》、《1944年教育法》、《综合中学设置促进法》、《1988年教育法》、《21世纪的技能，激发我们的潜能》、《学会成功》、《我们竞争的未来：建立知识经济》等多部法律，均成为英联邦政府指导职业教育的重要决策基础。[11]
　　4、教育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中职教育基本没有脱离以学科为中心，以学历教育为目标的传统教育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对象单一，中职教育机构（中专、技校及职高）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偶尔会有一些成人类培训，但不是主要的；二是教育方式单一，集中体现为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虽然有时会组织一些如参观、模拟实训等，但也是偶然为之；三是人才培养规格单一，中职学校培养出的准职业人的职业能力水平偏低，存在着对人才需求适应性差的缺陷。2011年4月12日的文摘周报有一篇标题为：被“二流”的职业教育的文章，文章说最近一份由国际组织给出的名为《中国职业能力开发政策》的测评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不足，即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近年来，我国中职学校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也积极地探索出了许许多多的职教模式，就其中最为典型的“工学交替”模式，或称“半工半读”模式，再或称“零学费入读，零距离上岗”而言，该模式自兴起以来，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如：学生流失率高、实习岗位与学生所学专业不对口、校企权责不明、变象使用童工等。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的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有学生将企业实习描述为三部曲：一，实习之前：我想工作的激动与热情；二，实习之中，流水线使我像机器人；三，实习之后，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伤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