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事功平衡

　　摘要：郭秉文是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他所提出的“四个平衡”广为人知。作为郭秉文大学管理思想的一部分，他所践行的“学术与事功的平衡”堪称是其“第五个平衡”。“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鼎足而三支撑起第五个平衡。有一种现象既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又是这一平衡的升华与超越，那就是引领。而引领似可说是与教学、科研、服务等量齐观的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
　　关键词：郭秉文；学术与事功平衡；引领社会发展；第四职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2－0016－08
　　
　　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肇端
　　
　　郭秉文(1880～1969)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参与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长；后又创办了孟禄眼中的“中国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国立东南大学。他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连续三次以中国首席代表的显荣身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均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主持亚洲部会务。
　　1906年郭秉文赴美留学——这比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早了3年，进入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主修理科。1911年在乌斯特学院获得理学士学位后，郭秉文即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译教育科)深造。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他又继续研究教育史，两年后即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次年，哥大师范学院出版了郭秉文博士学位论文的英文版，其导师孟禄(时译作门罗)为之作序。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黄炎培为之作序。需要说明的是，郭秉文中文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封面署名“江浦郭秉文著”——却并非出自他“手笔”，而是由周槃“译述”的。在中国教育史学史上，《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不足十万字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述了中国自远古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间教育制度的发展脉络，“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尤为难得的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首次从“公共教育制度”、“人民教育”的全新视角，使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话语体系”，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上古以降列朝教育制度的沿革，重点考察了清朝日落和新世纪的清晨这数十年间新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教育法”、“学校组织”、“教育制度中之财政问题”等“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因此，有人认为郭秉文的“这篇论文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1914年郭秉文回国，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参与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春代理南高校长，次年秋正式出任南高校长。1920年，郭秉文决心按照美国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综合性的大学，并由此引起了中国的高等师范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的南北之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等学者于1919年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设置师范大学案》，主张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不赞成高等师范的单独存在，主张将高师改建为“综合大学”并在大学之内设立师范学院。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广为人知的“高师改大”之争。1920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也由此而起。在“高师改大”运动中，由于办学传统、宗旨、地理位置、办学理念的不同，南、北高师分别选择了“改建为综合大学”和“升格为师范大学”两种迥异的发展道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北京师范大学后，“逐步失去了高师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作为当时仅存的一所师范大学，它的存在本身就极大地维护了中国的师范教育制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后，“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模式却被其他高师盲目仿效，直接造成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普遍衰落”。
　　国立东南大学经过1920年的筹备于1921年9月正式开学，郭秉文担任首任校长。因郭秉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又在后来完全按自己的理念来打造这所大学而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改大”后仅办了三五年的东南大学就让世人看到了它所取得的“长足的发展”。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田正平教授就曾对笔者说道：“东大的锋头直逼北大。”
　　在培养目标上，东大突破了“师资”的局限，明确提出要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具体而言，就是要造就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这样一种“国士”人格魅力的“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的学生。这种“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的”学生必须拥有“中正、和平、明确、精熟、悠久、宽厚”的高尚品行。
　　在学科设置上，主张“学”、“术”并重。他认为“学术”是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基本；术，是枝干；学科，包括文、理、法等，术科，包括农、工、商等。大学只有学术并举，才能根深叶茂。这与同时期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的主张与做法，具有明显的思想分野。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事实上，蔡元培主导的北大模式在当时占据着主流。东南大学教授茅以升的对此评说就既显示了几分自豪又有些许孤寂：“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
　　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这是东大的一大特点，堪称是郭秉文“平衡”的办学方针与治校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本文将在下面详细阐述。
　　在管理模式上，实行校董决策，民主管理。在筹建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就参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设置由张謇、蔡元培等政治、教育、实业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校董会作为学校决策机构，来制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预算、推选校长、决定系科增废等。在校内管理上，郭秉文主持制定《东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政事宜。校董会和校内“三会”相结合组成的管理体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确保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此外，还重视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管理，像美国大学那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等。
　　在办学业绩上，“砥柱东南，树人十载。春盈江国，有口皆碑。支大厦于一木，系一发于千钧。”
　　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