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古蓝田

　　抗战时期的安化蓝田镇虽然不如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或者燕京大学所在地成都华西坝出名，但她仍然接纳了来自长沙的十余所中学并开办了一所大学，在连天的抗战烽烟中得以弦歌不辍，赓续着湖湘地区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蓝田镇现为湖南涟源市治所在地，旧属安化县。据清同治年间修撰的《安化县志》记载：“相传宋张南轩经此，谓地宜蓝，后果艺蓝弥野，因名。”宋代理学家张栻经过此地，说这里宜栽种蓝这种植物，后来乡民果真在这里漫山遍野种植了蓝，所以得名为蓝田。该志云“蓝田溪环绶带，岫列锦屏，两岸闾阁扑地，楼阁凌霄，客商骚人往来云集，故有小南京之称”。一方面蓝田镇位于湖南的几何中心，濒临连通湘江的涟水，商贾云集，交通方便，相对繁华；另一方面，枕山环水的地理环境又让小镇安宁祥和，俨然成了古韵犹存的世外桃源。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描写了三闾大学所在的小镇即以此为原型——“绝非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如此远离战火、安宁祥和又相对繁华、充满世俗情趣的场所成了战时办学的不二选择。
　　抗战时期的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兵祸，田地荒芜，房屋焚毁，人民伤亡无数，流离失所，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苦难的时代之一，然而中国的大学和中小学却顽强地生长着、发展着，如此战时奇迹应归功于当时无数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而事实上，历朝历代凡战火所及之地最易遭致毁灭性打击和破坏的必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和学校。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学校及教育的损失，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先后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和《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办学，对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国民政府的如此决定，成全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在战时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撤退学校，转移办学的壮举。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长沙震动，偌大的长沙城已容不下一方课桌。根据湖南省政府的教育转移计划，长沙市的大中小学纷纷内迁本省偏僻山区或他省办学。先前迁至长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已于1938年4月西迁至昆明联合办学，称西南联大，其抗战八年的办学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长沙本地的几所著名中学，如长郡中学、明宪女中（今长沙市第十五中学）、周南女中（今周南中学）、大麓中学（今长沙市第九中学）、广雅中学（今长沙市第七中学）、明德中学及岳云中学（今衡山岳云中学）等纷纷避迁于蓝田镇办学。
　　现以长郡中学为例，谈谈战时办学的艰难。
　　根据长郡中学校史记载，1938年暑假，长郡中学开始租赁蓝田“湘乡会馆”和“蓝田玉茶庄”作为校舍搬迁。战时交通不便，只凭几条小木船轮番转运，要将图书、仪器、教具及师生生活用具全部搬迁，实属不易，由于全体师生同心协力，一个假期便圆满完成任务，9月如期开学。
　　到了1945年4月，日军窜扰到湘乡和邵阳一带，蓝田顿时也成为战时状态，在蓝田的各校只得疏散进入更为偏僻的乡村。长郡中学决定迁至群山环绕的樟梅乡樟树坪吴宅。时天气炎热，吴宅房屋开间很小，师生坚持在树荫下上课。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学校决定仍迁回蓝田校址，并筹备迁回长沙事宜。1946年3月，学校复员回长沙三府坪老校址办学。
　　抗战八年，长郡中学四迁校址，历经种种艰难，仍弦歌不辍，令人动容。
　　如此条件下办学，最困难的还不是屡迁校址，而是经费筹措的艰难。
　　据长郡中学校史记载，“抗战前本校除校舍不计外，尚有省垣房屋—百余栋，房租收入每年约有一万二千余元，田租收入每年约有一千八百余石，省府补助每年约七千余元，各县协款每年约五千余元，共计二万六千余元”。时任校长鲁立刚先生称：“经费虽不充足，亦不十分困难。”
　　然而，“自文夕大火，及历次狂炸，校舍大半毁坏，其他房屋仅存六栋，余皆破瓦颓垣，野花杂草”。房租作为主要财源，自此几乎断绝。
　　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对长沙及周边县市狂轰滥炸，疯狂劫掠，使得长郡中学财源之一的田租几乎断绝。而政府拨款及各县协款亦于战争中严重缩水。不但学校经济空前困难，而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不仅无钱交学费，还得由学校供应膳食，多时达二百余人。
　　如此艰难困苦之中能坚持八年之久，时任校长鲁立刚先生居功甚伟。
　　鲁立刚（1899—1985），字厚直，湖南浏阳人，1917年中学毕业于长郡，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博物地理系，1921年毕业，适逢授业恩师竺可桢先生受聘东南大学教授，遂随竺先生任东南大学助教。1924年鲁受母校长郡中学之聘，担任地理教员，兼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职，1936年临危受命，担任长郡中学校长至1949年，达十三年之久。1948年鲁立刚先生出任“国大”代表，1949年夏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后定居台湾。主要著作有《地理概论》及《群书治要精华》等。
　　在连天烽火之下，为了筹措经费，不让学校停一天课，不让一个学生辍学，鲁立刚先生赤足芒鞋，多方奔走，殚精竭虑。
　　翻阅长郡中学现存抗战时期校史，有关鲁校长周旋于长沙、宁乡、益阳、耒阳及安化诸地筹措经费、艰难支撑的事例俯拾皆是。战时各项事业都是如此艰难，亦幸得各级政府和热心教育的人士积极支持，集腋成裘，积少成多，襄成战时教育之盛举。
　　蓝田小镇及其周边不但集聚了如此多为躲避战祸搬迁而至的中学，而且国民政府还下令在此创办一所大学——国立师范学院。
　　中国的师范教育起步于民国初年，二十年代曾有六所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决定将高等师范学校提高程度，由此掀起了“高师改大”的风潮，如前文所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了后来的武汉大学。六所高师升格的结果是师范院校仅剩北京一所，其他五所均改为普通大学，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由此陷入低谷。到抗战爆发之前，教育界普遍认识到由于高师停办导致中学师资缺乏教育专业训练，中等学校教育质量滑坡。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谋求师范院校之改进。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38年7月，秉承《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精神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对高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造。规程指出“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1938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上，又对师范学院的建立因由作了阐述：“教育事业，经纬万端，举其要领，则除教育方针之确定以外，当务之急，莫过于教材之厘定与师资之培养。中等教育一段，师资未备，以致师范学校、职业学校、高初级中等之师资，缺乏适当之训练，遂影响于国民教育、大学教育及社会各种事业。此实过去学制上之缺陷。本部思弥补此缺陷，遂有师范学院制度之设置。”师范学院的设立至此已完成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于是便开展了全面的筹备工组。教育部立足当时全国师范教育的基础和战争形势，确定添设独立师范学院一所，院址暂设湘、桂、黔一带，命名为国立师范学院，同时确定在西南联大等五所大学中附设师范学院各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