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书院教学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价值

　　[摘 要]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组织和文化教育机构教育组织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院教学文化，一般具有相对自治权以及理念和管理上的独立性。安定书院教学文化当属于书院教学文化的一种，其精神内核即胡瑗“明体达用”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明体达用”、“弘教化而致之于民”、“职教化者在师儒”、分斋教学因材施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种教育方法交替运用等方面。安定书院的教学文化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安定书院；教学文化；内涵；价值
　　要了解安定书院教学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得了解书院和书院教学文化。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组织和文化教育机构教育组织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院教学文化，一般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特征：
　　一是具备相对自治权。从孔子创立私学到诸子百家争鸣，再到汉唐精舍化自治型教育组织，都显示出了私学教育制度的优势和长处，即具有这种相对的自治权。正因为书院能够继承、发扬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制度的特色、优势和长处，它才成为一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
　　二是办学理念独立自主。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就是为科举服务，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科举储才，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在这种形势下，书院办学就表现出了它的独立性，即通过研究和传播儒家学术的方式来让士人认知“道”。这就是常说的“讲学明道”，这样做就是为了最终实现把握领悟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
　　三是管理具有獨立性。书院是不隶属官方的教育体系，其办学理念都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以及内部管理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本书能较好地体现书院的这种独立性，那就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安定书院是北宋教育家胡瑗讲学旧址，它始建于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就坐落在今天的江苏省泰州中学老校区内。它是江苏省境内最古老的书院之一，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之一。胡瑗倡导“明体达用”，创造性地实施“分斋教学”，推行“苏湖教法”，这也是安定书院教学文化的基本内涵。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故称“安定先生”。景佑初，由范仲淹推荐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先后为苏州、湖州府学教授和太学直讲。二十多年，随胡瑗从学弟子数千，名臣学者多出其门。胡瑗一生著有《易传》《论语说》《尚书会解》《武学规矩》等百余卷著作，至今传世流芳。嘉祐四年，67岁的胡瑗在杭州逝世，皇帝追谥文昭。他开宋代理学先河，在教育理论、教育教学实践等方面锐意改革，成就卓著，被宋神宗称之为真先生，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
　　胡瑗是北宋的大儒，是安定书院的精神鼻祖，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明体达用”，这也是安定书院教学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是江苏省泰州中学的教学文化之源。这里的“体”即封建道德准则，是指万世不变的儒家的纲常礼教；“用”是指在实践中应用这一封建道德准则，是指为国治民安、延续统治这个根本目的服务。“明体”，即“明夫圣人之体，以为政教之本也”，即领会、理解儒家经典中君臣父子、仁义礼乐这些根本性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明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达用”即在“明体”这个基础上，能够把儒家的纲常礼教、封建道德准则等通达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则可以作而行事”，成为品学兼优、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从胡瑗一生来看，其教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积蓄阶段是他青年个人求学时期；探索阶段是他任教于苏州，进行初步教育改革时期；改革实践阶段是主持湖州州学，施行“湖州教学法”时期；运用自己取得的教育经验和成果进行再实践的阶段，是他任教中央太学后，其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应用和完善时期。这期间，他的教育思想也随之经历了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和成熟时期。胡瑗教育思想，亦即安定书院教学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明体达用”
　　北宋之初，胡瑗每每看到，“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当时虽设立国子监，但平时听讲的人很少。每当举行科举考试时，很多官员子弟都来参加考试，他们往往都空挂学籍，根本就无心学习。对此，胡瑗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他主张要把“明体达用”作为学校办学的目的，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做到“明体达用”，最终成为德才兼备、发展全面、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2.“弘教化而致之于民”
　　“弘教化而致之于民”，是胡瑗提出的一种办学设想，表明了他主张办普及教育的理想。这固然与他年轻时“家贫无以自给”的生活经历有关，其实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那就是胡瑗能够从治国经邦的高度去认识这个办学设想的重要性。“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是以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才，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故事无不济，而至于盛大也”，这是胡瑗给弟子们讲授《周易》时曾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了他的态度，即一个国家要想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完善，就必须具备一个庞大且又有执行能力的统治机构，这个统治机构的组成人员一定要是数量庞大且品学兼优的知识分子。所以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广招贤能来加以培养，以更好地服务于统治者，决不能搞成少数贵族的特权。不仅如此，教育还要能够充分发挥“正民心”的作用，不断提高民众的道德标准，让他们除恶扬善，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顺民。他说：“以贤者之道，设为仁义之教，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肤，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毕虑，感悦于上也。”所以，在胡瑗的教育实践中，他极力主张大兴地方和中央官学，终至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胡瑗教育主张和育人目标，自然会影响到教育内容的安排、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等，甚至还影响到了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北宋初期，官学教育的走向，与胡瑗这样的教育理想是大相径庭的，正因为如此，胡瑗才提出了“弘教化而致之于民”这一教育设想，并积极倡导实行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