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生就业难剖析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情况及其影响。鉴于“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面临着劳动力总量和18～22岁年龄组别的供给双高峰，“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应在适度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重点转向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做好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等工作，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难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扩张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3-0043-03
　　[作者简介]王德文(1967-),安徽枞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力经济学研究。
　　
　　从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连续七年扩大招生规模。这种超常规的高等教育扩张方式，对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就业产生了诸多影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一些观点认为，扩大招生数量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罪魁祸首”；一些观点认为，应该停止扩大招生规模；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继续扩张招生规模。本文对扩大招生规模以来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回顾，分析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并从高等教育改革、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扩张的现状和背景
　　
　　从1999年开始，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1998年是108万，1999年达到160万，2000年上升到221万，2001年达到268万，2002年为321万，2003年上升到382万，2004年为447万人。2004年招生规模比1998年扩大了将近330万，是1998年的4.1倍。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上升到2004年的19%。高中升入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也由同期的46.1%上升到82.5%，上升幅度几乎接近一倍。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也通过3～4年学制的累积效应扩大了在校学生数量。1998年之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保持在200～400万之间。随着招生规模扩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数量由1998年的341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1334万人。
　　从2001年开始，扩大招生规模所产生的累计效应逐步释放出来，毕业数量开始上升。从2001年到2004年，普通高校大学生毕业数量由104万人上升到239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五”期间扩大招生规模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将在“十一五”期间释放出来，对这个时段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产生压力。
　　从政策出台背景看，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在当时有多方面考虑：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扩大招生规模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解决“上大学难”的问题；二是希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刺激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三是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推迟青年劳动力供给，缓解当时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就业形势；四是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应该讲，扩大招生规模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过去面向“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改革实践，是适应学习型社会和知识经济提出的要求，是加快人才培养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国际经验也表明，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经历过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阶段。例如，印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仅有26.3万人，到90年代初期已高达675.5万人。韩国1985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就从1970年的14.64万人猛增到93.19万人。
　　不过，高等教育改革要注意时机和条件选择。发展高等教育能否起到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缓解就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如果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过快，在办学经费等方面投入不足，就有可能起不到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目的。同时，如果教育质量提高与招生数量上升不相匹配，不能按照市场要求培养毕业生，那么，就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加大就业困难。从目前情况看，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和缓解就业两方面目标都没有达到。
　　
　　二、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影响
　　
　　高等教育是连接教育和就业的重要部门。扩大招生规模，不单是招生数量的上升，还会派生出对扩大教育投入的需求，这种上升将对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主要看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质量，以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连接的针对性。
　　
　　（一）对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的影响
　　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下，高等教育的办学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持续扩大招生规模自然需要扩大对高等教育的教育财政投入。从1998年到2003年，国家对普通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从598亿元上升到1874亿元，几乎是翻了两番。但是，由于新增财政性的教育资源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也带来了教育资源分配向高等教育倾斜和各级教育发展之间的不均衡问题。例如，在1998年到2003年的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中，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由20.3%上升到30.2%，上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义务教育经费却由同期的48.4%下降到40.9%，下降了7.5个百分点。如果“十一五”期间招生规模继续扩大，那么，它对财政投入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结构和教育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对教育质量和教育结构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投入中虽然国家扮演着主体角色，但由于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新增财政性投入用招生数量平摊之后，生均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下降。1998年，生均的财政性投入为5.5万元，2003年则下降到4.9万元。如果用在校学生数量来平摊，则由同期的1.75万元下降到1.69万元。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学校就通过提高学费来解决问题，结果带来学费上涨，由过去的“上大学难”变成了现在的“上大学贵”。由于生均办学经费下降和师资力量准备不足，扩大招生规模带来了办学质量下降的结果，造成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
　　在扩大招生规模过程中，不少学校仅停留在数量扩张上，没有注重改善办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素质。在专业设置上，不少大学纷纷扩大热门专业和学科的招生数量，产生了专业设置雷同的现象。由于大学教育培养周期有一定的时滞，这些在当时的热门专业和学科，经过3～4年之后有可能变得不再热门，而且专业设置雷同也造成了就业市场的挤压现象，即某个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普遍过剩，而另一个专业的毕业生又存在着不足。
　　
　　（三）对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国家相继出台了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学费减免等政策措施，用于帮助和扶持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上学。由于这些政策尚处于初步运行阶段，以及缺乏配套的措施，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现实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
　　面对昂贵的学费，城市和农村的普通家庭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筹集。大多数家庭通过向亲戚朋友借贷或举债方式来筹集子女上大学的资金。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实际上没有收到启动消费需求的效果。据资料统计，从1998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速度分别为9.1%、4.3%，人均消费年增长速度分别为8.2%、4.6%，而人均教育文化娱乐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2.6%、6.8%，两者都高于各自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在农村，一些家庭因缺钱只好放弃子女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