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
摘 要：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历经二战前后的奠基阶段和重振阶段，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分别从社会教育的概念、特征、意义、内容、政策法规、公民馆、社会教育史等方面来概览社会教育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日本社会教育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即立足终身学习开展社会教育研究、社会教育研究内容逐步突出功能性、社会教育的形式关注民间力量、社会教育政策研究注重与教育改革同步、社会教育研究范畴趋向独立等5方面。
关键词：日本；社会教育研究；历程；主题；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60-08
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并列的教育活动和形态，一直以来都受到日本的重视。关于日本的社会教育，国内研究者已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对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尚未得到中国大陆研究者的应有重视。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日本社会教育研究的历程、主题和趋势进行较全面的探讨。
一、日本社会教育研究的历程
日本的社会教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1603年）。当时的“石门心学”和“报德教”的结社活动实际上就是社会教育[1]。但作为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社会教育，则产生于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根据二战前后日本社会教育性质的不同，把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划分为二战前的奠基阶段和二战后的重振阶段。
（一）奠基阶段：二战前的日本社会教育研究（1868年—1945年）
在1937年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即1868年到1936年，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活动不断活跃，处于研究的形成、发展阶段，为二战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社会教育著作成果的出现。据表1，二战前社会教育著作数366部，占总著作数的15.94%；论文较少，且多以著作形式出现。日本最早的两部社会教育著作——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1892年）和佐藤善治郎的《最近社会教育法》（1899年）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是日本教育史上第1本有关社会教育的单行本[2]。此外，还有相原熊太郎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12年）、丸山良二的《日本社会教育的研究》（1921年）、乘杉嘉寿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23年）、川本宇之介的《社会教育的体系及设施经营》（1931年）、春山作树的《社会教育学概论》（1932年）、吉田熊次的《社会教育》（1934年）、小尾范治的《社会教育概论》（1936年）等。社会教育方面的论文有：下村寿一的《关于教化总动员》（1929年）和西谷谦堂的《裴斯泰洛奇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社会教育思想》（1930年）等。
（2）社会教育杂志的发行。二战前发行的社会教育杂志约46种，占总杂志数的42.2﹪（如表1所示）。而且，二战前日本的社会教育杂志主要由各都道府县市教育机构、各类大学、各种团体等发行。如明六社机关杂志《明六杂志》（1874年）、东京修身学社机关刊物《修身学社丛话》（1876年）、日本国教大道社创办《日本国教大道丛志》（1888年）、政教社发行机关杂志《日本及日本人》（1888年）、神道学会发行《随在天神》（1890年）、躬行会创刊《躬行丛志》（1902年）、中央报德会发行《斯民》（1908年）、社会教育研究会发行《社会与教化》（1921年）等。足见，二战前社会教育杂志丰富，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突出方面。
资料来源：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检索·申请系统（NDL-OPAC）及国土信息学研究所NII的信息检索系统CiNii，以“社会教育”为主题词，分别对日本社会教育著作和论文进行了统计。
（3）社会教育相关法规的颁布。1899年，日本颁布了最初的社会教育法，即《图书馆令》，这是日本首次以独立法令形式确立社会教育设施[3]。1911年，文部省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颁布《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官制，开展有关社会教育的调查，这标志着日本社会教育行政的真正开始。1921年，文部省把通俗教育改为社会教育，新设第4科，成为独立的科，这是社会教育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1924年，文部省正式把以往掌管通俗教育的第4科改称为社会教育科，负责图书馆与博物馆、青少年团体与妇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民众娱乐的改善、通俗图书的认定及其他有关社会教育的事务[4]。
（4）社会教育研究内容的多样。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研究者不仅对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主题、对象、方法、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实业补习教育、公民教育、成人教育、壮丁教育、青少年团体、青年训练所等社会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樱井吉松的《公民教育论》（1893年）、上村安太郎等的《实业补习教育论》（1894年）、宝文馆编的《入营准备自学书：壮丁教育》（1907年）、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编的《少年团体的概况》（1922年）、鹿儿岛登左的《新公民教育的研究》（1923年）、杉村勇次郎的《青年训练所教练指导要领》（1931年）等。
（5）社会教育专职人员的设置。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设置专门负责社会教育事务的专职人员，为社会教育及其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人员保障。1920年，文部省特设社会教育专职官，并要求各地方官厅的学务科内专设负责社会教育的主任官，称为社会教育主事。1921年，各府县为响应文部省通牒，纷纷设置社会教育主事。
（6）社会教育团体的设立。如1925年11月，日本社会教育协会成立。
1937年到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的社会教育全面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虽部分社会教育活动出现暂时的繁荣景象，但总体上社会教育及其研究均逐渐陷入停滞期。由此，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也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一环，在创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施“圣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日本学术界对于二战前的社会教育研究，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如宫原诚一指出，明治以来日本的社会教育在其成为法西斯社会教育体制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