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学的传播与汉代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

　　巴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虽然自先秦以来，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直至汉初，这一影响还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言，“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儒学还未在巴蜀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在班固眼中，巴蜀更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称“巴、蜀、广汉本南夷”[1]。随着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巴蜀迅速传播开来。儒家思想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不仅使中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巴蜀地区传播、渗入，影响巴蜀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儒学的传播，汉代巴蜀地方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人才济济，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等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故常璩称“汉征八士，蜀有四焉”，可见当时巴蜀的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在全国已首屈一指。本文拟从儒学传入巴蜀以及伴随着儒学的传播而完善的巴蜀地方教育体系入手，证明儒学的传播对汉代巴蜀的地方教育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同时教育的兴盛也进一步加速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它们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一、汉代巴蜀地区儒学的传播
　　汉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开发经营、经济往来、民间交流、学者传习等手段向周边地域扩散的。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天子”为代表的皇权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统治网络逐渐严密。健全、严密的行政网络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在客观上也为文化的传播畅通了渠道并奠定了行政基础。此时的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以政治化的传播模式为主。政治化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两条主线：一是通过集权制的行政系统进行传播，如移民、派遣中原官员到地方；二是在行政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官学传播。汉代儒学的传播主要靠的正是强大的行政网络，使得儒学由庙堂传播到乡里。儒学的这种传播手段在巴蜀地区也得到极大的体现。
　　1．中原移民带动儒学传播。人的迁徙和流动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这也是文化传播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早在战国，中原华夏族人民就开始迁入巴蜀地区。秦并巴蜀，华夏族迁入大规模进行，“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此后，迁移之事屡见不鲜。《史记·吕不韦列传》：“诸嫪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西汉扬雄、汉末樊敏之先，都出自晋国的贵族，自楚汉之际陆续迁徙入川。《汉书·扬雄传》：楚汉之际，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江之阳，曰郸”；今四川芦山县有《樊敏碑》叙述樊敏先世：“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据《尚书·禹贡》记载，梁州的大部分是今四川地方。扬樊二氏之先都是至楚汉之际由楚进入巴蜀。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就食蜀汉”[3]；汉武帝时，在关东贫民徙陇西、会稽等地数十万的同时，为生计所迫，自动迁徙巴蜀的人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就文化传播而言，移民的数量虽也有关系，但移民的文化素质影响更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嫪“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吕不韦门下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士至食客三千人”。这些被迁的“舍人”、“士至食客”中，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的到来无疑对中原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两汉时期迁入巴蜀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文化较发达的关中地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很快就引起迁入地的长足进步。这种情况正如蒙文通先生针对巴蜀地区的发展所说：“迁蜀的工商业者，既然提高了巴蜀的经济，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要提高巴蜀的文化。”[4]这种文化的提高，其实质就是巴蜀地区的文化不断与中原地区实现一体化。
　　2．中原官吏推动儒学传播。中央政府向巴蜀各郡县派遣大批官吏，是儒学向巴蜀的广泛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秦汉以来，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大多从中原选拔官吏派往巴蜀，加强中央王朝对巴蜀的统治。根据学者们对巴蜀地区可考籍贯的郡太守的统计结果，两汉时期治理蜀郡、广汉郡、巴郡主要任用来自北方的中原人，[5]如汉初兴学之文翁；汉末“精学教授”的大儒刘焉父子（为益州牧）；而两汉所置盐、铁等诸官亦多选自中原。
　　两汉的地方官吏，多为“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行政官员主要是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去推动当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等的改变。历任巴蜀地区的官员对儒家文化的传扬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史载文翁为蜀守，“仁爱好教化”[6]。他通过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入学以及选拔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两项措施，大力推广儒学，对儒学在蜀地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儒学很快在巴蜀占主导地位，“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7]。王商为蜀守时，又为严遵、李弘立词堂，“正诸祀典”，大力宣扬儒家思想文化。这些措施，无一不对儒学在巴蜀的广泛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官员不仅受中央政府派遣，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对当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又传道授业解惑，是巴蜀地区的思想文化启蒙者和传播者。因此，他们是儒家思想向巴蜀传播的最直接的文化载体。
　　3．士人游宦助推儒学传播。士人游学或游宦于巴蜀与中原之间，也是儒学在巴蜀传播的重要途径。
　　汉初，游学或游宦于中原与巴蜀间的士人已大量涌现。如汉赋的奠基人司马相如，少好读书，曾拜师于著名的儒学大师胡安，并三次往返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司马相如多次往返巴蜀与中原各地，以其才学卓著而享有盛誉。他对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播，无疑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巴蜀士人游学中原各地，或受业京师经学博士，学成归来的也不乏其人。汉景帝时，张宽等人受蜀守文翁“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法令”，数年之后“蜀生皆成就还归”。此后，文翁及巴蜀的有识之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褒奖儒生，倡导儒学，巴蜀世风“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