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许多学者对此给予关注，并撰文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某一个侧面进行详细论述，一种是作过于简单的概述，因而都不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本文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阶段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20世纪上半叶；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086-07
　　
　　A Summary of the Applied Study of Ethnology in China (1930—1950 )
　　LIANG Zheng-hai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es， Wuhan， Hubei 430074，China)Abstract：From 1930 to 1950，Chinese Ethnologists had made many applied studies in the pattern of country construction，frontier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bearing system construction，etc.A lot of scholar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ose studies and wrote articals to study them.In summary，there are two trends：the first one is the detail studies emphasizing on some side；the other one is doing the excessively summarization.Therefore，the reads can"t be given a rather whole dnowledge on that history.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large quantit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giving a relatively overall summary of the applied study in Ethnology of that stage.In some sense，it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 of the former study.
　　Key words：Ethnology in Chian 1930—1950；
　　Applied study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从研究资料反映的情况看，30年代左右燕京大学开始了“清河乡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尽管这一项目是该校社会学系主持开展的，但从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早期关系看，仍然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的发端。40年代，由于抗战中西移后中央政权在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从而使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学应用研究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生育制度建设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学家们关注的课题。不过总的来说，彼时中国民族学家在边政建设问题上的研究更加广泛而且深入。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应有关注，并撰文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某一个侧面进行详细论述，一种是作过于简单的概述，因而都不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本文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阶段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研究的不足。
　　
　　(一)对乡村建设模式的探索
　　
　　民族学乡对村建设模式的探索开始于1930年左右，主要代表人物有杨开道、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他们的思想大致体现于四种乡村建设模式，即组织改良模式、教育模式、文化模式、经济模式。
　　杨开道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杨开道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以改良乡村组织为目的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组织改良模式。他认为，农村社会问题是研究农村社会的变态和农村社会的局部，是一种应用科学。对农村社会的研究，他强调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农村，使专家服务于农民，农民依靠专家，达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的目的。1928年，在美国洛氏基金会的帮助下，杨先生曾亲自主持并组织燕大社会学系学生在河北清河镇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后为了试验乡村建设的办法和组织学生实习，1930年杨先生又积极组织在清河镇正式成立“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院校农村实验基地。此外，杨先生还积极联络当时的乡建派领袖梁微汉、梁耀祖和晏阳初等人，于1933年7月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当时颇具影响的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参加组建了“乡村建设学会”，1936年春，杨先生和南开大学的何廉先生受美国洛氏基金会之托，联络平民教育促进会、燕京、南开、清华、金陵四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乡村建设促进会”，推晏阳初为主席。在山东济宁设实验区，并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将自已的乡村建设理论付诸实践。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以乡村教育为核心而展开的，所以将其总结为教育模式。在他看来，乡村最基本的四个问题是“愚”、“贫”、“弱”、“私”。最大多数的农民，缺乏知识，由于官府的压榨和地主的剥削，再加上政局的动荡，农村经济凋敝，面临崩溃的边缘。雪上加霜的是，农民体弱多病，缺乏团结凝聚力，不能合作^[2]。有鉴于此，晏阳初认为，改造乡村，必须由教育着手。他针对乡民四大“疾症”，设计了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为内容的晏氏教育体系。其目的是培养农民识字读写能力，陶冶农民情操；提高农民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生活；增强农民体质；培养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总之，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就是针对农村四大病象，以四大教育为内容，即“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3]。
　　梁漱溟认为文化决定政治，政治根本在文化。因此中国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失调”。西方文化的冲击，伦理本位的破坏，使中国许多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使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力为重，义务为轻”，“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4]。因此，梁漱溟认为，要改造中国只需要文化改良而不需要制度的变革；只要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陶冶”工作，积极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就行了^[5]。为此梁漱溟极力宣扬文化史观、主张“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说，当然也十分重视农村经济建设。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充分体现了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兼收西方文化之长处，用来解救中国问题的忧国忧民的爱国心态。虽然在实验区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俗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历史已经证明梁氏乡村建设文化模式理论并不是济世良方。